究，利用同一種股票在不同市場的微小差價，透過低價買進高價賣出來贏利。

那時，索羅斯成了一個分析家，給美國的金融組織提供有關歐洲證券市場的訊息和建議。不出他所料，華爾街地區幾乎元人對此感興趣，更不用說對歐洲投資傾向有什麼高明的見解了。50年代還遠非全球通貨貿易時代，遠非美國投資者感到大洋彼岸有錢可賺的時代。那時，歐洲人只同歐洲人打交道，美洲人只同美洲人接觸。這種地方觀念使索羅斯有利可圖。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西歐經濟造成巨大破壞，現在已開始慢慢恢復，這給索羅斯助了一臂之力。

索羅斯是他那個時代的先軀。“喬治在30年前做過的事情到近10年才流行起來。”斯但萊·德魯肯米勒說，從80年代以來他一直是索羅斯的得力助手。

“在60年代初，人們對歐洲證券市場一無所知，”索羅斯面帶微笑，回憶說：“所以，我得以把我所想得到的利潤寄希望於我所緊隨的歐洲公司。這真是瞎子給盲人帶路。”

在那時，索羅斯會遇到並同一個有歐洲背景的人結婚，這毫不奇怪。在美國，他初來乍到，認識的美國姑娘也很少。在緊鄰西安普頓的長島的科古，他遇到了德裔安娜莉，他的未婚妻。1961年他們結合了。索羅斯仍然在F·M梅葉公司工作，和妻子住在一個小套間裡。

（索羅斯夫婦在1978年分居，三年以後離婚。他們生有三個子女。1983年，索羅斯再次結婚。新娘是蘇柵·韋怕，比他小25歲。他們在南安普頓舉行了一個非宗教婚禮。後來，在1985年，蘇珊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兒子格利高裡——使喬治第四次做了父親。1987年，第二個兒子亞歷山大出生。）

1959年，索羅斯進入維特公司，繼續致力於歐洲證券。幸運的是，維特公司是美國少數幾家從事海外貿易的公司之一。索羅斯仍然是華爾街地區的一小撮套利商人之一，在倫敦和紐約之間進套利活動。

1960　年，索羅斯第一次對外國金融市場進行了成功的洗劫。索羅斯意識到：由於公司的股票和不動產業務上漲，德國阿利安茲保險公司從它的資產價值中貼現，拋售股票。他寫信給其他人要他們向阿利安茲公司投資。摩根擔保公司和德雷福斯公司都很欣賞他的觀點，並且購買了大量的阿利安茲公司的股份。阿利安茲公司的董事們很不高興，他們結維特公司索羅斯的上司寫信，說索羅斯得出了錯誤結論。實事上，他沒錯。阿利安茲股票的價值翻了三倍。索羅斯名聲大振。

即使在1961年1月，約翰·肯尼迪新政府就職以後，索羅斯仍期望能有好運降臨。但事實證明，對於年輕的索羅斯來說，肯尼迪是一個嚴重的絆腳石。肯尼迪修改了利潤平衡稅，主要就是阻止美國投資者購買外國股票。對索羅斯來說，政策的轉變如同地球爆炸。

但是，這還不足以把索羅斯打發回國。1961年12月18　R，他自然而然地成了美國公民。他仍然呆在美國。

那時，索羅斯已經33歲，他仍然在成為一個哲學家還是一個投資者之間搖擺不定。肯尼迪的政策給索羅斯提供了更多的時間，去做他似乎是最喜歡的事情——思考和寫作關於人生的基本問題。

從1961年開始，索羅斯把傍晚和周未都用在了《意識的重負》書稿的寫作上，他希望透過對手稿的千錘百煉地修改，能找到一個出版商。這種經歷比坐下來寫第一稿更令人困惑。終於，在1963年，他把手稿寄給了卡爾·波普。贏得這位大師的贊同將是索羅斯值得誇耀的事情。能贏得著名的波普的贊同，似乎是向出版這本書邁出了一大步。

雖然波普己回憶不起索羅斯何許人也，他仍然對手稿作出了熱情的反應。然而，當這位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弄清楚索羅斯來自於共產黨人統治的東歐國家時，波普曾一度表示失望。他還認為索羅斯是個美國人。這位哲學家感到十分激動，沒有經歷過極權統治的人，竟然能理解他所談論的東西。波普發現索羅斯是個匈牙利人，並且直接地接觸過納粹黨人和共產黨人。他對索羅斯的手稿沒有再進行過多的思考。他鼓勵索羅斯繼續考慮他的觀點。

索羅斯從來沒有承認，是什麼原因使他決定再次擱置他的寫作計劃。不過，波普對他的手稿的冷淡的反應，可能影響了他，於是做出了這一決定。

對索羅斯來說，寫作該書是他喜愛的一項工作。他從沒有透露他是否將這些手稿給過某一出版商。無論如何，他說過他覺得這本書缺乏深度，因此，就從沒有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