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早在1921年初次發掘時，就在堆積物中發現了一顆人的牙齒，當時的師丹斯基卻把它當作類人猿的牙齒而置於一邊，並且直到1923年在《中國地質調查簡報》發表周口店的工作報告時仍隻字未提。直到1926年夏天，當師丹斯基在烏普薩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標本時，從發掘的化石中認出一顆明確的人的牙齒之後，才同第一顆聯絡起來公佈於眾。而這時的安特生已經在對中國遠古文化的發掘和研究中取得了顯赫成就。

第二章　驚夢（1）

走進仰韶村

我之所以在此前和之後的一章中不厭其煩地提及安特生，不只緣於他最早叩開了沉睡50萬年左右的“北京人”的大門和他日後的聲名，更在於這位瑞典人是第一個透過自己的成就在中國古文物調查中示範田野考古方法的西方科學家。正如中國的“考古學之父”李濟所言：由於安特生對中國文化有更多的接觸和深入研究，尤其是他親自示範的“田野方法”和對中國遠古文化的發現與論證，對當時的中國乃至亞洲人類的思想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他的田野考古成就，使西方“進化”的概念，比其他科學概念更早傳入中國並深入到人們的意識之中。

因而，要提到“北京人”的發現，不能不提到安特生；要提到安特生，就不應忽視這位傑出的科學家關於仰韶文化的發現與研究成果——因為這是他生命和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唯如此，才能看到一個對中國現代科學事業做出過傑出貢獻的學者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做的學術準備。同時，也從另一個測面提醒讀者，“北京人”的發現與其說是偶然的，到不如說是以安特生為代表的科學家長期探索和進取的結果。如果沒有這一系列的思想與學術準備，要發現聞名於世的“北京人”幾乎是不可能的。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根據助手劉長山發現的線索，來到河南澠池縣作田野考察，並在城北6公里的仰韶村外一條峽谷的北面，發現了石器時代的堆積。幾分鐘後，在堆積的最底層發現了一小塊紅色陶片，美麗磨光的表面上清晰地繪有黑色的花紋圖案。稍後，又連續發現了精美的彩繪罐狀物。

面對這異乎尋常的重要堆積和豐富遺物，特別是容器片和磨光彩陶，安特生並未立即認識到其真正的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只是後來他回到北京地質調查所圖書館，偶然翻閱了三本由龐帕萊撰寫的1903年至1904年，美國地質學家在俄國土耳其斯坦安諾（亞諾）考察的論文後，才幡然醒悟，並對這個令人迷惘的發現大大提高了熱情。土耳其斯坦安諾所發現的陶器繪畫碎片，龐帕萊認為應歸於金屬時代的早期，如果這個推斷能夠成立，那麼，仰韶發現的陶片就與尼安德特晚期的文化有一定聯絡。由此可以推斷仰韶的彩陶可能存在於史前時代。

問題一旦明瞭，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同年秋天，在中國政府和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的大力支援下，他組織了一支訓練有素的發掘隊對仰韶村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從安特生後來撰寫的著名傳記《黃土的兒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中，可以看到這位歐洲科學家此時的心情——

“在中國助手的陪同下，我於10月27日到達仰韶村。這個地區不僅有如此豐富的地質遺蹟，它早期歷史的遺蹟也讓人驚歎不已。只要望一眼，你就會在這兒看到漢代的墳墓和出土的青銅器，而晚些時期的建築和紀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上隨處可見。更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兩座古城堡，看上去都經歷了和平時期的安寧和戰亂時代的磨難。那一個個受尊敬的傳說人物，在村落旁的路邊立著的精美雕刻的石碑上可清晰地見到。我深深地感受到對這富饒、文明村落的虔誠和神聖崇拜，很難想象石碑下的早期偉人對我們努力探索這莊嚴神聖的史前遺蹟是什麼感受。在這裡，我驚喜地看到，石器時代的村落髮展和遙遠的地質堆積物的發現，都將與我們所知的這地區早期人類歷史活動鏈條般地銜接在一起了……”

仰韶史前遺址的發現與發掘，儘管比法國人類學家M·de摩爾岡在美索不達米亞蘇薩地區發現彩陶幾乎晚了半個世紀，但它卻標誌著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田野考古學在歐亞大陸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的中國的開始。具有史前歷史的彩陶的發現使上古中國的盛世時代，不僅僅是一個推測或近似怪誕的想象。仰韶遺址發掘的資料表明，先進的農業社會包含的內容不僅與傳說中的記載有關，而且與中亞的史前史有極其密切的聯絡。這些發現物打破了西方歷史學家一貫認為的東亞是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