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中付出沉重代價併為戰爭的勝利做出重大貢獻的中國，自然也要派代表團前往。因而，這架進入日本領空的中國飛機，承載的便是前往日本參加戰後各種活動的國民政府代表團。代表團團長是朱世明將軍，顧問便是具有“中國考古學之父”稱謂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著名的考古學與人類學家李濟博士。

李濟此次以顧問的頭銜隨團赴日，主要執掌屬於教育文化方面的事務，專門的責任是為調查戰爭期間日本劫去的中國的書畫、古器物及一切與文化有關的物品，並與盟軍總部商量要求賠償的步驟，預備為講和約時作一個具體的方案。這一點是###與外交部指定的工作，並在行前已徵得盟軍總部同意。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個前人“未完成的重要使命”，那就是尋找、查證“北京人”！

李濟到東京後所見的第一個美國人，是美國海軍司令斯脫特將軍。其人給李濟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很誠懇率直的人”。在服役海軍以前，斯脫特曾是一位富有經驗的博物館工作者。據李濟後來撰文說，最初他聽說自己來日本尋找“北京人”，“似乎感覺到有一點驚訝”，但當自己將有關“北京人”前後發掘情況以及它的重大意義與對方交談後，這位司令官很快理解了中國人的心思和做法，併為中國人對古文明執著的追求精神所深深打動。

未久，斯脫特司令告訴李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關於“北京人”的訊息。遺憾的是，卻是一個很壞的訊息。斯脫特對李濟說：“盟軍總部已查詢東京帝大的教授，據他們的說明及答覆，‘北京人’不在東京，也不在日本。”

“這……事情怎麼會是這樣呢？有兩篇報道已經清楚地說明，在日本發現了‘北京人’，怎麼轉眼‘北京人’又不在東京，也不在日本了呢？”李濟感到驚訝的同時又難以置信。但斯脫特將軍的話說得十分肯定。從對方的口氣中，李濟明顯感覺到，對方的話決非兒戲，而是十分慎重的。

“我也不希望事情變成這樣，但目前我得到的情報就是如此。”斯脫特攤了攤手，有些無奈地說。

“斯脫特先生，我懇切地希望您再協助我們查證一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不過，希望您能協助我們再找一找新的線索。您知道，‘北京人’對中國乃至整個世界人類程序史的研究，都是極其重要的。”李濟再次強調說。

“這我理解。放心吧，我會盡力的。”斯脫特十分爽快地滿口答應著。

李濟與斯脫特道別後，即開始了對“北京人”的尋找。按他所掌握的線索與判斷，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首先必須找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然而，李濟費盡周折，始終找不著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盟軍總部有關人士向他介紹說，　1942年底，二人由中國返回東京後，開始研究從中國運來的化石標本。日本戰敗後，二人陷入了戰敗後巨大的精神痛苦與絕望之中，前一段時日離開東京，隱身於某個鄉村角落裡，再也無從尋找了。

面對盟軍總部的答覆，李濟於心不甘又無可奈何，因有其他事務在身，遂中止了對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詢。

隨後，李濟又和盟軍總部負責文化物質接收事宜的美國史克門少校取得了聯絡。由於少校對中日兩國的歷史文化較有了解，故二人的談話開展得既快又順利。可惜的是，史克門同樣否認了他們已經找到了“北京人”的事實。李濟的希望再次落空。

不過，在這次會晤中，史克門少校代向李濟表示了七點意見：

（一）京都大學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約他當面談退還日本劫掠的中國古物問題，他很贊成並願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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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國人的無奈與哀傷（2）

（二）盟軍總部管美術品與紀念品的一組，儲存有珍珠港事變後日本廣播新聞的全份，其中有數條記載日本搬運中國古物的訊息，可供中國代表團參考；

（三）現在總部所訂的規則為：凡是有確實證據並容易辨認為日本戰時劫掠的屬於盟國的器物，總部均可代為搜尋並退還原主：

（四）在平時劫掠的美術品與古物，總部不擬辦理：

（五）周口店山頂洞層的遺物，已由盟軍總部保管，可以退還中國：

（六）中央圖書館的書籍現在東京，可以諮請盟軍總部代索；

（七）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編一完備的收藏目錄送盟軍總部及各國代表團作參考，可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