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目睹著公共生活中的不公正的加劇，看到了權力與金錢的傲慢，被迫接受一種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我們生活在一個強者缺乏同情心，而弱者缺乏正常的表達渠道的時代。普通人對此深感無力，不知如何應對，於是強者變成了傲慢，而弱者則充滿了偏見。

所以東北一起交通事故，演變成全國性的“寶馬案”，因為它其中蘊含了財富與貧窮、權力與無力的懸殊感；任志強公開為高房價的辯護，則引發了全國性的對地產商的不滿情緒……

從《第一財經日報》的記者翁寶口中“這是媒體業的‘9·11’”到“這是新聞同業的勝利”，這一案件的轉折充滿了意料之中的戲劇性。富士康公司最終將起訴物件由兩位個人轉向《第一財經日報》，索賠金額降為1元錢，它收斂起最初的咄咄逼人的傲慢，表明自己正是出於對新聞公正性的要求，完全忘記了最初3000萬的索賠中蘊含了多麼強大的暴力邏輯。

按照現代社會的興奮與遺忘的速度，可以預料，人們將很快對這一事件失去興趣。但是，我們尚不清楚，我們該如何安撫社會中醞釀的那種不安、容易暴躁的情緒，該如何減少那種不加掩飾的強權邏輯的傲慢，看起來，它們仍都缺乏對應的制約力量。更為關鍵的是，在這一爭吵中，最初的被報道者、被同情者，工廠中那些被過度辛勞的勞動者們，卻可能再度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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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記（1）

黃廣宇坐在我對面，穿著短袖格子襯衫，神情看起來過份平靜。我們有整整6年沒見了，在大學時代的204宿舍裡，他以如雷的鼾聲著稱。坐在他旁邊的是管灃，8年前那個夏天的午後，在北大28樓那個陰暗的拐角處，他對我說，他要成為斯蒂夫·喬布斯和拉里·埃利森式的人物——富有且放蕩不羈。

一開始，我們在牛車水的大排檔裡吃咖哩牛肉和夫妻肺片，喝虎牌啤酒。不遠處是一個小型的歷史博物館，記錄了19世紀以來，中國人移居新加坡的歷史。牛車水的馬來名字叫“Kreta　Ayer”，意思是“水車”，最初的居住者馬來人每天用牛車在安祥山附近有一口井載水。1828年，新加坡的奠基人萊佛士將牛車水劃為華人居住區，像大多數南洋的華人定居地一樣，廣東人與福建人是其中主宰。

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牛車水街邊的木屐匠、薄餅皮製造者、神像雕刻師、寫信佬，這些傳統的職業都已消失。除去博物館裡陳列的舊黑白照片，碼頭上苦力與記賬員的雕像，我們的確難以找到昔日新加坡的風貌，那個由英國人、華人、馬來人與印度人構成的漁村式的小地方，如今被玻璃幕牆、鋼筋、混凝土和霓虹燈所建構與包圍，金融家們躲藏在螢幕後面操作資金的流向。在過去的30年中，它一直在和香港爭奪“亞洲之都”的稱號。

“中國企業為何難以成為世界級的品牌？”6年未見之後，我們最初討論的談話竟是從這個命題開始的。黃廣宇是一家半導體制造公司的一名年輕程式設計師。而管灃則是一名看起來已經飽經風霜的創業者，他在2000年的dot…風潮沒有徹底落幕前，進入了IT業，正在開發3D產品，3年前，他從北京搬到了這裡，在一套既是臥室又是辦公室的住宅裡，吃飯、睡覺、程式設計序，一心要開啟東南亞市場。

沒有想到，新加坡成為同班同學最多的聚集地，95級微電子專業的22名同學，5名在新加坡在學習與工作過，剩下的幾位仍從事本專業研究的，則在上海。

我們談話的地點從牛車水，轉移到了新加坡河旁的露天酒吧，河對岸正是托馬斯·斯坦福·萊佛士1819年登陸新加坡的落腳點，此地充滿了萊佛士的遺蹟，他的雕像，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廣場、酒店、學校……殖民的色彩消退，卻從未消失。

1819年開港的新加坡，1841年的香港，1842年的上海曾是東方與西方交匯之地，都曾期待自己成為遠東的貿易中心。它們各自的命運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裡，像是你追我趕的賽跑遊戲，結局充滿了意外的戲劇性。

它們喜歡用“雙城記”來形容彼此關係。上海與香港所構成的是沿海中國走廊，一直到1949年之前，是中國新觀念、新風尚、商業利潤的中心。而1950年代之後，新加坡與香港則是另一個“雙城記”，兩個亞洲的殖民城市，身處強大鄰居影響的焦慮之中，資源匱乏，卻在短暫的30年的時間裡，躋身於全球最富有的城市。1970年2月，李光耀在香港大學的講演中說：“作為現代化程序的先驅，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