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時代的胡適之；從《人權論集》時代的梁實秋到《遠東英漢字典》時代的梁實秋，我們多少可以看出他們轉變的痕跡。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預防》裡說，他年輕時不敢做一個急進派，因為怕他年老時變成一個保守派，我並非說胡適之與梁實秋已變成保守派，我是說，他們今日的‘穩健’比起當年那種生龍活虎、意氣縱橫的氣概是不大相稱的！寫《老年人和棒子》的時候，我還不認識梁實秋先生，後來認識了，聊過許多次天，證實我那篇文章的論斷，完全無誤。梁實秋在臺灣，雖然‘安分守己’，卻也被國民黨猜忌過。他告訴我：他家被搜查過一次，一天有人叫門，開了門，進來許多治安人員，問你是這家主人嗎？我說是。他們說美國新聞處丟了一臺打字機，有人說是你偷的，我們要來搜查。我說我是梁實秋，是大學教授，總不至於去偷美國新聞處的打字機吧？你們各位是不是弄錯了？他們聽了，拿出一張紙，上面畫著我家的平面圖，連說沒弄錯，就是你家。於是不由分說，進了屋裡，到處翻箱倒櫃起來，鬧了好一陣，什麼也沒搜到，然後要我具結他們沒帶走任何東西，就走了。事後我寫信給吳國幀抗議，可是一直沒有下文。據我研判，國民黨當年對梁實秋這番‘戲弄’，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在查他跟民社黨、羅隆基等的關係；第二個目的是警告他要識相。在臺灣，知識分子有頭有臉而非國民黨如梁實秋者，畢竟不多，現在大家已經淪落到臺灣來，對老子們要客氣一點！偷打字機事件後，還有一次他被告到蔣介石那兒，幸虧他提出毛澤東在延安抨擊他的文藝談話才得過關。他還告訴我：他譯的那本《沉思錄》，作者是2世紀的羅馬皇帝Marcus　Aurelius，由於中文譯名是瑪克斯，竟被國民黨官方認為是19世紀的馬克思而惹過一點小麻煩。他還告訴我一些秘聞，例如《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一箇中譯本，擅掛他的名字，事實上根本不是他翻的……他還談到他很欣賞當時的柳腰歌星華伯保，事後我請蕭孟能買了入場券送他，他欣然而往。這些瑣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實秋。

“梁實秋在1929年與胡適、羅隆基合著《人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版），靠著胡適，也對國民黨有太歲頭上動土的文章；後來又以民社黨黨員身份，靠著張君勵，也對國民黨不無失敬之處。如今淪落臺灣，自然不敢造次。他在臺灣38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決然地從民社黨中脫隊了，遇到國民黨要他捧場的地方，不論是為###義士做宣傳、不論是為文藝大會做樣板、不論是讓大官人向他頒獎贈勳，他都無不從命。有一次他跟我說，一次文藝什麼會上拖他去，他感覺好像被人耍了，後來轉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聽了，心裡很難過，我覺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軟弱如此，但梁先生卻如此軟弱，他太令人失望了！當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鎖》的書，臺灣省政府新聞處以（52）公新一字第○三一九號函，予以查禁，同時‘中國文藝協會’攔腰做上一票，趁機把郭良蕙開除了會籍。郭良蕙跑到梁實秋家去抱怨，梁實秋是這樣答覆的，他說：‘郭良蕙啊！這件事有兩個錯誤：第一個錯誤是他們不該開除你，第二個錯誤是你不該加入。’梁實秋把這個故事告訴了我，我覺得很可以警世，所以至今沒有忘記。梁實秋說這故事的時候，他自己也是‘中國文藝協會’會員，而我卻不是—對國民黨的任何會，我是不屑參加的。”

李敖說：“1965年12月28日，《文星》雜誌被罰停刊一年，《紐約時報》請我寫新聞稿，乃與蕭孟能一同拜訪梁實秋，請代為英譯，但他表示為難。談了兩小時，告辭出來，蕭盂能和我都覺得梁實秋連這點小忙都不幫，真與《文星》對他的尊敬不太相稱了。《文星》風雨飄搖之日，我被警備總部捕去約談，最後由特務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馬路上，心想這種政治性的案子，誰敢保我？看樣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有名氣的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連累他。想來想去，以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過樑府，登門為請。不期梁實秋在特務面前，婉為拒絕。他對我說：‘你還是找別人保吧，實在找不到別人，我再保你。’我識相而退，最後找到‘立委’王兆民先生保了。當天晚上，他打電話給余光中，表示未能保我，至感難過。從此以後，我恍然大悟，決定自己處逆境時，絕對不要妄想正人君子會援之以手。此後20年間，我再也不敢‘連累’他了。直到1987年5月間，為了他一稿兩賣，涉及《文星》版權的事，我們才透過信。5個多月以後，他就死了。在他死前最後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