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派生觀念和原則就是，企業必須成為一個社會組織，承擔起整合社會成員或工業人的責任。同時，社會必須把企業當做一個社群，賦予社會地位、社會權力和社會功能。形成社會、企業和個人三位一體的新社會基本結構。

可是現實社會呈現出來的狀態是，社會、企業和個人三者脫節。大規模生產方式，使每一個“工作中的人”不知道工作的意義，更不清楚自己的社會價值。企業並沒有把他們當做組織的一個成員，他們在喪失家庭經濟和家庭生活的依託之後，並沒有在企業組織中找到歸屬而融入社會，獲得相應的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相反，“工作中的人”或工業人被邊緣化了，成了可以隨意替換的零件，被安置在只注重效率且毫無人性的機器中，喪失了做人的尊嚴。導致個人無意為企業承擔責任，也無意為社會承擔責任，只是一群“出賣勞動力，獲取工資”的自然人；新生的工業人處在離散狀態，企業和社會沒有產生出內在的整合力量，新的社會秩序無法自然形成。

也許受韋伯職業研究生涯的啟發，德魯克意識到組織理論和企業管理是關鍵環節，而自己對企業的事情知之甚少，更缺乏質感，不知道企業作為一個組織究竟是如何執行的。這關係到他的思想觀念和政治主張能否落到實處，能否用於指導未來的社會實踐。於是，德魯克開始尋找機會，進入一個大企業，從企業的內部去研究組織過程。當年一些關心德魯克的人，為他進入企業深表遺憾或不解。由於《工業人的未來》的原因，也許是天意，1943年底，德魯克接到了通用汽車公司的邀請，希望他來幫助企業進行專題研究，弄清楚戰後的企業應該如何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