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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

科的奠基之作,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用心體會。

德魯克撰寫此書的目的,是要建立一門學科,一門管理學科,一門“經世濟民”的學科。德魯克認為,戰後的25年,一股管理熱潮席捲了全球,這是20世紀最為重要的一個事件。這個事件意味著“管理”正成為現代組織機構不可或缺的“功能”,成為現代社會的主流意識而伴隨我們左右;“組織和管理”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核心的命題。依靠管理的功能,維繫組織機體的存在,維繫社會的正常執行,這是歷史賦予“管理”的一項任務,賦予“管理學”的一項使命。也只有管理,以及管理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才有可能處理複雜的組織過程,確保現代社會的正常執行。

在人們的觀念中,本應該是由“經濟學”來承擔這項使命和任務。所謂“經濟學”,顧名思義,就是一門“經世濟民”的學問。現代經濟學發端於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他的《國富論》(1776年)奠定了經濟學科的基礎。亞當·斯密的偉大,在於他能夠貼近社會實踐,能夠從總體上把握社會發展的圖景,以及圖景中的關鍵命題,即揭示了財富的本質是可供人們消費的物質或商品,而不是重商主義認定的“貴金屬貨幣”。物質財富是靠勞動創造出來的,而不是透過單純的商業貿易或交換獲得的。擴大國民財富的關鍵是,在商品交換基礎上,深化勞動分工,提高生產效率。這就是古典經濟學著名的“分工理論”的由來。

亞當·斯密的理論,讓世人倍感震驚,同時啟迪了人們的智慧。西方世界在“分工理論”的指導下,展開大規模的社會實踐,包括專業化分工,繼而動力、機器和技術的應用,以及資本的集聚和集中,加速了工業化的程序,加速了財富的創造,推動著企業之間“社會分工體系”的不斷深化,同時,推動著企業內部“勞動分工體系”的不斷深化,開啟了現代社會的大門,導致大企業或大組織機構的產生,導致今天“機構型社會”和“員工型社會”的形成。由於種種原因,古典經濟學的“分工理論”,沒有向“企業組織”的研究方向發展,而是向“資源配置”的研究方向發展。因此,研究“組織和人”的任務,就歷史性地落在了管理學的肩上。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序言(5)

與西方微觀經濟學強調“分工、專業化、規模經濟或資源配置方式”相對應,管理學家強調“分工理論”中更為本質的命題,強調“組織的功能”,強調“企業組織及其管理”在培養人才、傳授知識和技能、深化分工協作體系、協調人際關係和系統創新等方面,對物質財富創造的作用。錢德勒(Alfred ,生於1918年)的研究表明,企業的效率、財富的創造,來源於專業化分工基礎上的協同,來源於管理的有效性,而不單純來源於資源配置的方式。“協同”涉及人的主觀意願、自由意志和情感訴求,這是企業組織的本質,也是“管理”的核心命題。依靠管理實現有效協同,是組織的力量源泉,是財富創造的內在秘密。為此,錢德勒把自己的理論,冠名為“看得見的手”,對應於古典經濟學“看不見的手”,以強調管理功能的重要性,強調建立管理學科去指導社會實踐的必要性。

德魯克從年輕的時候起,就一直關注著人類社會的前途和命運。他強調自己不是一個經濟學家,自己也成不了一個經濟學家。言下之意,他要創立一門新的理論。他著有《經濟人的終結》(1939年)和《工業人的未來》(1942年),以表達自己的“非經濟學”主張。也就是這個時候,德魯克開始意識到“組織理論”的缺失,意識到這個部分“畫面”的缺失,使我們無法在思維中形成一幅“和諧社會”的完整影象。他決心從企業組織的內部展開研究,這就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德魯克在那裡進行了18個月的研究,寫成《公司的概念》(1946年),形成了自己的“現代組織理論”,為建立“管理學科”奠定了理論基礎。

現代組織理論的概念,並非德魯克的自創。在他著手研究“企業組織”之前,巴納德(C�I�Barnard,1886—1961)已經發表了《經理人員的職能》(1938年),這是一本傳世之作,已經形成具有“哲學特徵”的現代組織理論。巴納德認為組織是人們尋求合作的一個自然的結果;人們為了突破個人在“資源和能力”上的限制,追求更好或更高的目標,會自然而然地選擇合作的途徑,建立協同關係。當這種協同關係有了“共同的目標”和“社會性協調規則”時,協同關係就逐漸穩定下來,轉變為穩定的協同體系,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