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的。”這一轉變，對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對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關係非常之大。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剛剛開始、紅軍還沒有開赴前線的時候，在仔細考察並分析了主客觀實際情況後，便明確地及時地提出要實行這個戰略轉變，充分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

參加洛川會議的既有在中央的領導人，又有前方將領，還有剛從南京談判歸來的中共代表。來自不同崗位的與會者在民主的氣氛中進行了討論，對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的領導、堅持獨立自主的指揮原則、開展山地游擊戰及紅軍擔負的任務等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對游擊戰和運動戰的關係，會上有些不同意見，但由於紅軍急於出發，沒有展開充分的討論。出席這次會議的蕭勁光回憶道：

“洛川會議上在討論軍事指導方針中儘管意見不同，但出發點都是一個，就是如何在出徵以後更有利地打擊敵人，更有利於我軍的發展壯大。當然，它也說明同志們在當時對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對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問題在認識上有差異。在以後抗日戰爭的實踐中，逐步證明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是高瞻遠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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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瓦窯堡會議到洛川會議（2）

和毛澤東的意見完全一致的是張聞天。作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他會前已和毛澤東形成了共識。紅軍前敵總政委任弼時在發言中提出紅軍應當採用獨立自主的山地運動、游擊戰。 前敵總指揮彭德懷說：“我基本上同意毛澤東同志的報告。一般說，運動戰的可能減少了一些，但發動群眾，麻痺敵人，調動敵人是可能的，游擊戰與運動戰是密不可分的。”

周恩來也是主張運動游擊戰的。他說：“我們的地區，是佈置敵人後方游擊戰爭，必要時集團力量消滅敵人。”六年後，他在檢查自己抗戰初期的工作缺點時說：“（我）對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認識不足，沒有充分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缺乏政權觀念’，尚有一種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敵後到全國的政治改革觀念：“毛澤東之外，連周恩來這時尚“缺乏政權觀念”，何況他人！在八路軍到達山西之後不久，朱德、彭德懷曾發出一個“以太原為堡壘”的華北軍分會《指示》，這個指示中也並未把游擊戰爭提到戰略高度，證明他們的思想上也有疙瘩。

徐向前十分敬重毛澤東，贊成毛澤東的意見。他在大會上雖然沒有發言，但在別人發言時，他插了一些話。後來他在《歷史的回顧》中寫道：“毛澤東同志的發言，給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強調在國共合作抗戰的新形勢下，我黨一方面要團結國民黨、中央軍及地方實力派，積極推動他們擁蔣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在政治上、組織上保持我黨的獨立性，以免被蔣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覆轍。鑑於抗日戰爭的永續性、艱苦性，以及蔣介石企圖驅使紅軍開赴前線充當炮灰的險惡用心，毛澤東同志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因為沒有獨立自主，就會失去黨對紅軍的領導權、指揮權，前途可想而知；不是著重於山地，紅軍便沒有可靠的依託和周旋餘地，充分發揮自己的戰術特長，發展壯大自己；離開了游擊戰為主的作戰形式，以幾萬紅軍去同幾十萬日軍硬拼，那就等於送上門去被敵人消滅，這正是蔣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張以運動戰為主要作戰形式，紅軍兵力全部出動，開上去多打幾個漂亮仗。毛澤東同志認為，根據現時的敵情我力，還不能那樣於。他主張只出動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衛陝甘寧根據地，防止國民黨搞名堂。這些基本思想，表現出毛澤東的遠大戰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實行這樣重大的戰略轉變，是很不容易的。這不僅因為紅軍在十年內戰後期已習慣於正規軍和運動戰，一時不容易改變過來；還因為抗日戰爭爆發後，不少人十分興奮，對戰爭的長期性和艱鉅性認識不足，急於想打一些大仗。1937年9月9月中下旬，他接連5次致電前方，提醒他們要以最大決心實現這個戰略轉變。9月21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並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