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體像患了跳舞症似的，手腳顫慄不已；還有，宿醉像酷刑似的襲遍全身。當汽車轟鳴著駛過擁塞的阿林頓大街時，我渾身劇烈顫抖，心情十分沉重，這多半與蘇菲給我灌下的威士忌有關。我從沒見過自己的手指無法控制地劇烈顫抖，以致連煙都點不著。再加上那噩夢般的一幕，我沮喪到了極點。陰沉的郊外，高牆環圍的監獄，流淌著粘乎乎汙水的寬闊的波托馬克河。我小的時候（離現在並不太久），華盛頓特區的南郊還是一片田園風光。我的上帝，看看現在！我忘了我的家鄉已經歷了一場磨難，被戰利品充斥得滿滿當當的，費爾伐克斯縣汙穢骯髒的城市形象像腦中的幻覺一樣一閃而過，鋼筋混凝土到處都是。僅僅在一天前，我還以為我永遠不會再看見它們。這一切都是北方佬蔓延到我親愛的家鄉的惡性腫瘤嗎？往南方走肯定會好一些；但此時我卻不得不把頭輕輕靠在椅背上，在疲憊、恐懼和痛苦中備受煎熬。以前我從未體驗過這種感覺。

司機高叫一聲：“亞歷山大。”我知道我必須下車了。我心裡琢磨著，如果這些地方醫院裡的實習醫生看見一個皮包骨頭，穿著皺巴巴的條紋西服，神情恍惚的幽靈要求穿上緊身衣，會怎麼想？（難道就是在那時，心裡有個聲音告訴我，我不可能生活在南方？我想是的，但迄今為止我仍無法確定。）

但我總算控制住了自己，把腦子裡的妖魔鬼怪統統趕跑了。在搭乘了一連串的交通工具（包括一次計程車，這差點讓我經濟崩潰）之後，我終於及時趕回聯邦火車站，乘上三點鐘開到紐約的火車。直到我坐在悶熱的車廂裡，我才讓自己想蘇菲。仁慈的上帝啊，我傾慕的波蘭姑娘正在奔向死亡！我突然發現，我之所以在未能完成的弗吉尼亞之行中將蘇菲從腦子中完全趕跑，只是因為潛意識阻止我預見或接受這一預感：可怕的事即將發生在蘇菲和內森身上，而我迫不及待地趕回布魯克林也無法挽回他們的命運。並非因為我有先見之明，而是我故意視而不見，或是裝傻，或兩者都有。她最後的字條沒有流露出什麼嗎？上面再明白不過了，六歲的孩子也能體會它的含義。是我的疏忽嗎？我為什麼不緊隨她而去，而是乘上那輛愚蠢的公共汽車去穿越波托馬克河。我痛苦得無法言喻。我對她的內疚一如她對她孩子的內疚。我本可以不讓她走上死亡之路的，可我卻沒有這樣做，這與內森親手殺死她有什麼不同？我痛苦不堪，內疚萬分。我對自己說：上帝啊，電話在哪兒？我要搶先警告莫里斯·芬克或勞瑞。但這時，火車啟動了，我明白我無法再與誰聯絡，一直得等到……

於是我陷入一種短暫卻相當強烈的稀奇古怪的宗教情感中。《聖經》早已成了我許多年來四處巡遊的一部分行裝，我把它與《時代》雜誌還有《華盛頓郵報》一起隨身攜帶著。當然，它還得充當恩特維斯特爾牧師的必備之物。我從來不是一個信神的人，《聖經》對我的意義主要在文學方面。它提供想象，隱喻，為我小說中的人物提供大量畫龍點睛的引語。我自詡為一個不可知論者，不信神，不受宗教的束縛，即使在遭受巨大痛苦時，也敢於質疑諸如神和上帝之類虛無縹緲的脊椎動物。但我坐在列車上，孤獨，無以形容、無法排遣的虛弱和恐懼，我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垮了，《時代》和《郵報》也不能為我排解苦悶。一個奶油色肌膚高大肥胖的女人擠在我身邊的座位上，一下子把這地方弄得滿是香味。我們正朝北駛去，剛離開哥倫比亞特區。我轉頭看看她，因為我感覺她正盯著我。她用那雙柔和，充滿關切的圓圓的棕色眼睛打量著我，微笑著，喘了口氣，神色間充滿我渴望已久的母愛的慈祥。“孩子，”她說，充滿信任和鼓舞，“這是惟一的好書。就是你手上拿的這本。”彼此的信任就這樣建立起來。這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從旅行袋中拿出她自己的《聖經》，坐在座位上愉快地看了起來，溼潤的嘴唇不時發出咂咂聲。“相信他的話！”她提醒我說，“你就會得到拯救——這就是聖書和主的真理。阿門。”

我回答說：“阿門。”我開啟《聖經》，一頁不差地翻到最中間的一頁。少年時代在教會學校的課本中學過的那首《讚美詩》就印在這一頁上。“阿門。”我又說了一遍。“像糜鹿渴望清泉，我的靈魂嚮往著您，啊上帝……”突然我覺得我必須躲開所有人的眼睛。我歪歪倒倒地走進盥洗間，鎖上門，坐在馬桶上，飛快地在筆記本上劃下一些有如天啟般的語句。這些語句湧出我混亂的意識時我並不真正明白：這是一個即將消逝在這世界上最遙遠最恐怖的孤島的罪人的最後懺悔，他匆忙寫就放進瓶中，任其在黑暗的永恆的海底飄浮。“你為什麼哭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