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上是土地和佃農問題，這一點和俄國的農奴制，普魯士的容克莊園大同小異。在工業文明的衝擊下，越來越不合時宜。

而且愛爾蘭還有其歷史的特殊性，17世紀克倫威爾入侵愛爾蘭以後，英國人強佔了大量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土地。這些人後來很多成為生活在倫敦的愛爾蘭大地主，他們甚至壟斷了愛爾蘭在英國上院的全部席位。

19世紀中期，愛爾蘭的全部土地中，屬於英國地主的土地佔據了三分之二。在1848年的《穀物法》實行前，由於較高的糧食價格既保護了地主的利益也相對的保護了佃農們的利益，所以地主和佃農之間還是相安無事。

但是《穀物法》推行後，倫敦的麵包價格下降一倍，甚至比作為糧食出口國的普魯士還要低。食品價格的下降使工廠主和工人得益的同時，大大損害了地主和農民的利益。

為了保持自身的收入，愛爾蘭的地主們紛紛提高地租，當佃農交不起地租時，往往被地主毫不留情趕走。期間又會牽扯到土地上的二次投資等等經濟糾紛。

在這種殘酷的壓迫下，愛爾蘭人開始組織武裝反抗。著名的芬尼社在1868年建立起來，他們認為愛爾蘭的土地應該屬於愛爾蘭人，英國人應該把這些從他們祖先的手中搶奪而來的土地還給他們。該社的政治目標便是爭取愛爾蘭的自治乃至獨立。

芬尼社成立後，屢次在愛爾蘭地區進行暴力活動，比如暗殺英國官員或者某個為富不仁的大地主都是家常便飯。不過，芬尼社在當時終究不是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倫敦的下院中，有一個由愛爾蘭人議員組成的黨派——愛爾蘭自治黨。該黨一般能獲得下院600多議席中七分之一的席位，而且十分穩定。

在1867年發生了一次由於歉收引起的愛爾蘭大暴亂後，以“高尚和公正”的品性著稱的格萊斯頓首相成為工黨或者說自由黨在未來三十年的領袖。那一年，他在接受女王的邀請信時便明確表白了“我的最重大任務在於綏靖愛爾蘭。”

不過，格萊斯頓從頭到尾都沒能制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或者說愛爾蘭錯綜複雜的歷史問題在他的思維定式中是不可能獲得解決——除非永遠的使其獨立。

格萊斯頓本人十分的嚴謹而自律，他也很清楚，如果由國家拿出一大筆錢來，把地主的土地高價收買，然後以寬鬆的地租交到愛爾蘭農民的手上，使後者獲得永佃權是最為理想而且可行的。但是他覺得這侵犯了其他無關者的利益，和自由至上的精神相違背，因此他不願意這樣做。

愈演愈烈的愛爾蘭衝突終於使格萊斯頓在晚年做出一個最重要的決定：支援愛爾蘭人的自治要求。

在工黨統治下院的大部分時間裡，這個法案可以毫無壓力的獲得透過，但是英國上院卻是愛爾蘭大地主們以及和他們休慼與共的英國本土地主貴族階層的大本營，於是，愛爾蘭自治法案始終無法在上院透過。

之後的1886年，工黨內部發生了一次大規模分裂。年輕而富有成就的伯明翰工廠主出身的張伯倫帶著100多名主要由愛爾蘭地主階層組成的自由黨統一派加入了保守黨，這不僅極大削弱了工黨的政治勢力，而且大大加快了保守黨重組和調整政策的程序。

傳統上，保守黨對於愛爾蘭的政策是十分強硬的，該地區畢竟大英帝國的肘腋之地，絕對不容其自治或者獨立出去。不過長期的動盪嚴重影響了英國的社會穩定，一些保守黨議員開始尋求徹底解決問題的辦法。

大概在1880年代末期，保守黨內的新生代出現了以丘吉爾、沃爾夫等人為代表的務實派，他們主張以“仁政換取和平”。所謂仁政還是國家高價收買地主土地，再廉價租給農民的路數，在張伯倫加入保守黨後，這一主張遂為索爾斯伯裡所支援，成為保守黨的既定方針。正是靠這一主張，保守黨和愛爾蘭自治黨聯合起來在1895年的大選中擊敗工黨，獲得組閣的權力。

以後的20多年中，英國政府耗資1。8億英鎊完成了對愛爾蘭土地的收購，從而使愛爾蘭成為一個自耕農的國家，生活雖然不富裕，但是總能吃飽飯和不被壓迫了。可以說，正是由於這一政策的順利推行，愛爾蘭人才沒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在英國人的背上捅刀子。

在威廉看來，只要格萊斯頓還在臺上，那麼這個問題幾乎是無解的，老人家本著那個時代最為高潔的政治家的美德支援愛爾蘭人獲得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權力，但是腐朽的議會上院永遠不會同意他的主張。

本著公平正義的原則，老人家也不願意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