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個批示：

“華西列夫斯基及日加列夫兩同志：請總參謀部作戰部長及空軍司令員——各自就自己所屬——整頓一下譯電工作。約？斯大林。1944年8月25日。”

這件事發生在可怕而炎熱的8月份，而當時各個戰場上正在決定不知多麼重要的問題！這是多年來形成的習慣在支配著斯大林：一切問題都要親自抓、親自解決。一個人代替大家來做決定。

斯大林逐漸捲進了戰爭的殘酷節奏。不過暫時多半還只是作為批准或否決總參謀部建議的人。他始終試圖找到能夠影響局勢的某些新槓桿。所以他簽署了關於加強空軍反坦克作戰的指示。在聽取了關於新兵得不到武器的報告之後。斯大林堅持由大本營就這個問題給各部隊發出一份專門指示：“應向現役部隊全體指揮員、政工人員及士兵講清楚，在戰場上丟失武器是最嚴重的違背軍人誓詞，犯這類過失的人應受戰時法律懲處。應增加編制內的武器收集隊的人數，並責成其負責收集戰場上遺留的所有武器……”

戰場上的現實本身很快就會校正蘇維埃最高統帥的工作程式、風格和方法。

入夜時分，北京，居仁堂，華夏聯邦大總統府。

“怎麼還不休息……”黃韻芝看著楊朔銘還坐在燈下看著什麼，不由得出言提醒道。

“我呆一會兒再睡。”楊朔銘衝她擺了擺手。

黃韻芝來到了他的身邊，看到楊朔銘手中的檔案似乎是一份判決書，不由得很是驚訝。當她看清了上面有東方白的名字時，臉色不由得一變。

“白兒他怎麼了？”她問道。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他犯了錯。也是一樣。”楊朔銘嘆了口氣，將手中的判決書交給了她，“雖然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但功勞是功勞，不能這麼抵消。”

黃韻芝不明白楊朔銘在說什麼，她接過判決書，仔細的看了起來。…；

“以華夏聯盟的名義，由集團軍級軍法官梅汝楠、師級軍法官包世勳和黃德賓組成的華夏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在書記員、軍法官馬強參與下於1944年7月7日在北京市秘密審理了下列被告的案件：

1。東方白，1913年生。原任裝甲教導師師長，陸軍上將；

2。胡璉，1907年生，原裝甲教導師第1裝甲旅旅長，陸軍中將；，

上述兩人被控犯有華夏聯邦刑法第63至2條及第76條規定的罪行；

3。餘程萬，1902年生，原第11機械化步兵軍軍長，陸軍中將；

4。杜玉明，1904年生。原第17裝甲師師長，陸軍中將；

上述兩人被控犯有華夏聯邦刑法第180條第2款規定的罪行……

被告東方白和胡璉是斯維爾德洛夫戰役的參加者，前者利用自己裝甲教導叢集指揮官的職位，後者利用該旅旅長的職位，出於立功的目的。不按戰役計劃行事，使所屬指揮人員陷入到了意外的危險戰鬥中。破壞了對部隊的指揮，不戰而向敵人投降，從而使我軍的戰鬥力受到重大損失……”

接下去全是這個調子；黃韻芝跳過了這些頁碼，只是讀了最後一頁：

“因此確認東方白和胡璉犯有華夏聯邦刑法第63—2條及第76條所規定的罪行；餘程萬和杜玉明犯有華夏聯邦刑法第180條第2款所規定的罪行。華夏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根據上述事實及華夏聯邦刑事訴訟法第319條及第320條，判決如下：

1。東方白

2。胡璉

3。餘程萬

4。杜玉明

剝奪東方白的陸軍上將將軍銜，剝奪其餘三人的陸軍中將軍銜，全體四人降為陸軍少將，判處全體四人有期徒刑十一年，戰後執刑，刑前發往軍前效力……本判決系終審判決，不準上訴。”

“白兒這孩子……唉……”黃韻芝輕輕將判決書放到了桌上，“他們也是一心為國，想要早些結束這場戰爭……這判決對他們幾個來說，未免有些重了吧……”

“法有定刑，不是重不重的問題，而是不能允許這樣的事再在軍中發生。”楊朔銘說道，“要是人人都象他們這樣，以下克上，不守軍紀，這場戰爭，咱們不用打，就已經輸了。”

聽到楊朔銘的話說得重，黃韻芝沒有再敢和他爭辯。

“你打算怎麼處理他們？”黃韻芝有些擔心的問道，“軍前效力，不是要把他們當成普通士兵送上前線吧？”

“他們倒是請求把他們以任何身份派往前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