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分鐘就砸樓板；在他家門口放火燻，不準家人給他送水送飯，甚至在樓內還有人居住的情況下，就用推土機開始拆房在停水斷電的危樓內，董國明已生活了27天，每天依靠家裡以前剩餘的泡麵、鹹菜和土豆度日，當記者前去採訪時還遭扣留

暴力拆遷事件在各地頻頻發生，有的地方因為補償標準過低，或者不履行協議，甚至不給拆遷戶安置補償；有的地方政府行政部門以保證建設專案的順利進行為由，強行介入平等主體之間的交易活動，越俎代庖，成為直接的拆遷人；有的企業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壓低補償金額，並拒絕居民回遷；還有的開發商甚至動用黑社會勢力，在拆遷公司沒有與居民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強行拆除其房屋“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拆遷經歷，足可以寫一部小說。”一拆遷戶在講述自己的拆遷經歷時作出了這樣的無奈概括。

2003—2004年的“強拆”瘋狂期過後，在2005—2006年，“強拆”雖然有所緩和，但是拆遷畢竟牽扯麵太廣，說到底它是一種力量的博弈，這期間“強拆”的慣性還在持續。

第二部分　第104節：法為（11）

進入2007年後，雖然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透過了《城市房地產管理法修正案》，其中規定了“徵收個人住宅的應當保障被徵收人居住條件”等有利於被拆遷戶的內容，而且《物權法》開始頒佈、實施，但各地暴力拆遷事件依然頻發。

2008年6月，上海閔行區被拆遷戶潘蓉夫婦為了抵抗強制拆遷，手持自制燃燒彈阻擋挖土機掘進；2008年7月，北京密雲縣一村民在自家拆遷房前被毆身亡；2008年10月，廣州一房地產開發商為威逼居民搬遷，竟然將上百條毒蛇放進居民家中

2009年，瘋狂的“拆遷運動”又進入一個高發期，各地因拆遷而導致的悲劇時而上演。10月28日，在青島，拆遷戶張霞在多次強拆面前，痛下決心用自焚的方式抵制，最終受重傷；11月13日，在成都，拆遷戶唐福珍為抗拒拆遷，將汽油潑到身上點火自焚，最終身亡；11月21日，在昆明，因為拆遷一個大型集貿市場，上千商戶集體上街抗議；11月27日，在貴陽，9家被拆遷居民用40多個液化氣罐堵路討要說法

拆遷之殤的血與淚在公眾面前飛揚，雖然每起拆遷惡性事件形態各異，但卻都上演著相似的悲劇。這些“負隅頑抗”的“釘子戶”，並沒有像2007年具有標誌性的重慶“釘子戶”吳蘋那樣幸運。吳蘋的幸運似乎是難以複製的。

在《物權法》實施兩年後，一些人所謂的公共利益和公民私有產權還在發生著水火不容的對抗，而且，彷彿公民私人產權被逼進了越來越狹窄的衚衕，只能以“人在房子在”的“負隅頑抗”來表達權益訴求，這不能不說是法治社會的一種悲哀和遺憾。

暴力拆遷中反映出來的種種悲劇，讓《憲法》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和《物權法》的“私人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成為一紙空文。拆遷對抗不斷升級，“找尋制度上的共有根源，應該就是拆遷條例與憲法、物權法的衝突未被平復，在現實中得以放大”《血淚拆遷真就無解嗎》，畢詩成，《華商報》，2009年12月5日

中國的城市化還有相當長一段路要走，洶湧的城市化浪潮和近乎瘋狂的“圈地運動”，使與之緊密相連的“拆遷運動”，註定成為了一個正邪共生的歷史現象，而制度的缺失和衝突則是導致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

有人希望唐福珍等人的悲劇會產生另一個孫志剛式的效應，以其慘死換取法治社會的反省。在中國，一些個體悲劇事件似乎還真能成為推動中國法治程序的強效催化劑。

在成都拆遷戶唐福珍實施自焚後的近一個月，2009年12月10日，北京大學法學院5位學者上書全國人大，要求審查《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5位學者認為：《拆遷條例》與《憲法》、《物權法》、《房地產管理法》保護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動產的原則和具體規定存在牴觸，這導致了城市發展與私有財產權保護兩者間關係的扭曲，應該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以建立合法、公平、公正的房屋拆遷法律關係。

2009年12月16日，國務院法制辦舉行研討會，聽取專家學者對《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拆遷補償條例（草案）》的修改意見。與舊《拆遷條例》相比，新修改的條例（草案）增加了一些保障被拆遷戶利益的根本措施，如先補償再拆遷，政府專設部門負責拆遷和補償，房主如對拆遷有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