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過程大致如此：

高長吉、張以林首先咬住敵僚機組（3、4號機），敵長機組（1、2號機）立即右轉，　意欲迂迴包抄。張以林處於敵機內側，發射炮彈進行攔阻，迫敵1號機停止右轉而改為左轉，　敵2號機隨其後，正好給高長吉提供了良好的射擊角度，他收縮瞄準光環，　待裡面投影越來越大，越來越清晰，撤按炮鍵，一個點射，敵2號機翻身落馬。

同時，　在高長吉上方的張以林，也蹬舵、推頭，咬住了敵1號機劉景泉。劉急劇下滑擺脫。張以林從高度2000米追到200米，距劉景泉150米處開炮，眼見將敵機左機翼斬掉一塊。負傷敵機勉強飛到馬公附近，因再無法操縱，劉景泉跳傘棄機。我情報部門獲悉：劉右腿中彈，左手受傷，頭擦傷，腰扭傷，但仍清醒。被臺灣漁船大元二號救起，再由運輸機直送臺南空軍醫院搶救。劉恨恨說：這次被打主要是發現敵機慢了。他們速度太快。

另一方向，　趙德安也抓住了敵3號機，連續開炮三次，敵機背部中彈，現出朵朵火花。負傷的F－84無力還手，搖搖晃晃向東南方飄去。

臺灣方面，歷來對大陸空軍飛行員是很有一些看不大起的，就像當年蔣先生親手栽培的黃埔生瞧不上毛先生從山溝溝里拉出來的紅軍游擊隊一樣。在他們眼中，這些頂多讀過高小，不少連斗大的字也認不下幾個的農家子弟湊合著把一架現代化的機器弄上天去已經屬於奇蹟，他們還真想在空中進行戰鬥？不可思議。

《國共空戰秘史》寫道：

“MIG－15”　飛行員程度只有初中畢業，文化水平很低，在佳木斯航

校只受過蘇聯顧問的三個月短期速成突擊訓練，但是，“成份”卻很好，

都是工農分子，又紅又專，體格頗為強壯，後來遷到北京之後，招收飛行

生的第一個標準還是看出身成份、政治立場，其次才是是否具有空勤體格、

文化水平、科學知識，技術並不十分要求，會飛就行了。

《國共空戰秘史》大概沒想到，“七·二九”空戰中，大陸四名飛行員中有三位——趙德安、高長吉、張以林，就是被它幾筆素描就勾勒出大致輪廓的“工農分子”，而恰恰是這三位分別擊落擊傷了臺灣的飛機。黃振洪入伍前是武漢市的高中生，在那個時代，屬於“小知識分子”範疇，很可惜，他雖同樣勇猛，擔任掩護功不可沒，卻偏偏是他未能捕捉到戰機。

於是乎，1958年的“三比○”，其意義不僅僅是大陸打敗了臺灣，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　劉亞樓打敗了陳嘉尚（國民黨空軍司令）　，而且是“大老粗”打敗了“大秀才”，“土包子”打敗了“高材生”。於是乎，“三比○”曾一度成為林彪“人的因素第一”的最有力的佐證。

“人的因素第一”於“文革”間開始走火入魔，空軍招飛由查祖宗三代發展至查祖宗五代、八代。八竿子打不著聽都沒聽說過的親戚中只要有一個略沾點“四類分子”的邊，立刻刷掉。而只要根正苗壯，文化越低越是寶。我那時所在的連隊高中生佔一半，開始都覺自己有戲，最後一個也沒挑上，偏偏選中一個殺豬修鞋是把好手、而“老三篇”卻磕磕巴巴念不下來的進航校“飛戰鬥”。臨走那一天，看他披紅戴花咧嘴笑，我著實替他捏把汗。直到了解放西沙，在全空軍挑人竟湊不全一個大隊的“全天候”，人們才恍然大悟，才撥亂反正，才有了今天這樣一支齊刷刷文化水全在大專以上的“飛行軍”。

“過猶不及”，古人早已道出了事物執行中的一般規律。《國共空戰秘史》走極端，臺灣不以“三比○”敗北才見鬼。但如果沿著“三比○”的經驗走向另一個極端，也同樣會走到荒謬的岸邊。

還是我們的英雄最懂辯證法，趙德安老人對我說：我們這些人能學飛，那是歷史的需要時代的產物，當時不從我們這些人中選飛到哪去選？而我們從飛上天到打下敵機，其中付出了超出常人多少倍的汗水和辛勞，誰又知道？臺灣看不起我們，輕視我們，所以他要吃虧，非輸不可。但是，歷史經驗不能機械照搬，現在我們選飛如果不重視文化程度，那就大錯特錯了，一支現代化的空軍沒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墊底，基礎最終不會牢固的。

“三比○”不僅僅是一段空戰史上的佳話，而且是關於戰勝之道和戰鬥力構成的深刻哲理，故白雲美妙，它亦美妙，藍天永恆，它亦永恆。

戰鬥全過程總共六分鐘，　短促得就像一曲軍營裡催人晨起的起床號。四架F－84毫無還手之力未能找到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