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胸襟、操守與情懷融和在一起，文學的發展不僅會愈加困難，而且可能會失去它的獨特性。

我在想，如果陸文夫老師還健在，我說出這些想法，他會有怎樣的感受？

那些在一九八五年前後開始活躍並且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的作家，在十幾年後，陸續在我們學校的講壇上“閃亮登場”。這個講壇叫“小說家講壇”。八十年代和新世紀的這些講演，差不多構成了一部文學口述史。

書裡書外（1）

一九八三年的中國持續蛻變，文化轉型給我們的學習生活烙上了斑雜的痕跡。*代表大會期間安排的文娛活動中，一場是在人民大會堂看電影，一場是在人民大會堂聯歡。放映的電影是《魂斷藍橋》和《火燒圓明園》，這兩部電影，特別是前一部，已經是電影觀眾再也熟悉不過的經典老片了。但在一九八三年，《魂斷藍橋》尚未在全國公開放映。在觀看之前，帶隊的團省委老師告訴我們，放映這部電影是有關部門領導親自批示的。說來也真是慚愧，這是我當年看的第一部美國電影。當《魂斷藍橋》的經典旋律響起時，我突然想到黃梅戲《天仙配》的旋律。這是個莫名其妙的聯想。現在的學生已經無法想象《魂斷藍橋》曾經需要“特批”才能放映，當我說出這個經歷時，我的學生無不詫異。

當時，通俗歌曲已經十分流行，“*”期間居於霸權位置的“革命樣板戲”幾無市場。在北京的幾天，我們有不少會議是和全國青年聯合會的代表一起召開的。代表中有不少當紅的歌星和影星。只要兩個會合在一起開，“學生”就會去找“青年”中的藝術家簽名。在政協禮堂聽報告時，許多學生代表都擠到唐國強、蔣大為、彭麗媛等明星身邊。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誰也沒有想到京劇表演藝術家劉長瑜會以《都有一顆紅亮的心》在晚會登場。也許是長久未聞這樣的唱腔，也許是這段京劇不僅召喚了我們這一代人少年時的紅色記憶，而且也與時代精神及代表的身份吻合，劉長瑜的演唱獲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儘管在我們少年時沒有“偶像”這樣的說法，但劉長瑜以及她扮演的李鐵梅是我們那個時代的一個英雄符號。劉長瑜穿著貼身的旗袍，和其他演員的裝扮不同，這也是我第一次在畫報和電影之外看到穿旗袍的女子。

但在我們的生活中，那些與歐美和日本聯絡在一起的文化現象已經悄悄蔓延。至少在我讀書的大學，披肩發、喇叭褲、牛仔褲等仍然被視為禁忌，直到一九八四年以後才有鬆動。一九八四年冬天我們去中學實習的時候，女同學的披肩發、男同學的長髮一律剪去，而在平時，學校已經不再限制服飾。要求剪去披肩發、長髮的理由是防止中學生模仿實習老師。我們的老師說，如果你留著披肩發，學生就不會看你板書，只盯著你的頭髮。有一種被稱為“火箭式”的皮鞋，老師也不主張穿，我的一個同學，節省了一學期的伙食費，買了雙咖啡顏色的火箭式皮鞋，實習期間只好割愛。早一屆的同學則沒有我們幸運。我們進校時，在同幢樓經常看到高一屆的一個男生，留長髮，穿大喇叭褲，走路時兩隻褲管就像掃把一樣從地上掠過。有時中午和晚上，會有吉他聲音，也是這個男生手指間彈出來的。據說，這個男生跳舞也很好，在市裡的舞會上很有名聲。看學校的足球賽，他也是我們中文系的主力球員。按照今天的標準，這個男生是很“酷”的。但在當時，他的這些作為，除了踢足球、彈吉他外都被視為不當。特別是學校嚴格規定不準在外跳舞，而他屢犯紀律。班主任和系領導找他談話，無效。這個男生因為這個原因，最終被開除了。離校時，我看他提著行李，從容地走出第八宿舍，一如既往的長髮、喇叭褲，因為有太陽天熱，又戴了太陽鏡。後來聽說，他回去後以辦吉他培訓班為生。那些年，對犯罪分子實行“嚴打”，他的同學還擔心他會不會出事。

書裡書外（2）

我們生活在約束和開放之中。　“奇裝異服”這個詞逐漸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中山裝逐漸從我們身上脫下，西裝被倡導。當時的校服就是西裝，是現在已經穿不出來的那種西裝。斑雜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從不同的方面塑造和改變我們。

週末在學生食堂的大廳放映電影，但一週只有一次。食堂大廳是水泥飯桌，地上鋪的磚也已風化。看完電影回來，衣袖上難免不沾點油水。學校放映的電影雖然也稱新片，但往往比市裡的電影院要晚，因此有不少條件好些的同學會在週末下午去逛街，晚上去電影院。即便如此，食堂大廳每個週末還是擠滿了人。一個系，給學生用的電視機大多隻有一臺，由學生會保管，週末從辦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