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能讓人慾笑不能。《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完全可以說是鴛鴦蝴蝶派滑稽小說中興的里程碑。耿小的後來有一部《時代群英》，主題和內容與《老張的哲學》相似處甚多，主人公高始覺也是在自己開的學校裡開商店，但閱讀感覺是惡噱過多，缺乏嚴肅的批判底蘊。而《老張的哲學》雖然老舍自謙是“搔新人物的癢癢肉”，但自有一股正氣和大家風度流佈於字裡行間，這也是老舍不可能與鴛鴦蝴蝶派為伍的原因。 除了風格之外，更重要的是《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在思想上也與新文學格格不入。老張並不是純然的舊派人物，對這個人物的諷刺並沒有多少“反封建”或者“個性解放”的意義。對老張進行的主要是道德批判，老張是被作為一個“壞人”受到盡情的嘲弄和挖苦的。而這種道德批判的出發點，則是傳統的，老張的惟利是圖，損人利己，都與“世風日下”的新思潮有關，在小說的敘事者看來，正是傳統社會的崩潰，才導致老張這樣的壞人橫行於世的。《趙子曰》則直接把矛頭對準了“五四”青年。在小說的敘事者看來，“五四”新青年的生活就是，不讀書、不上課，打老師、罵校長，穿著運動服睡覺表示時髦，揹著冰刀去冰場，不為溜冰而只為勾搭女學生……這樣的觀點在“五四”青年和我們“五四”精神的繼承人看來，當然是誤解甚至是汙衊，但不能否定的是，這其實正是廣大民眾的真實想法。老舍說出了民眾的心聲。在沈從文的《蕭蕭》裡，也有一段敘述鄉下人怎樣看待女學生的文字。鄉下人認為女學生就是隨便花錢和隨便跟男人睡覺的一種女人。但沈從文並未以此作為自己的觀點，他只是以此來形容鄉下人的淳樸和愚憨。而老舍對新人物的這種看法，卻延續在他全部的創作裡。 老舍知道自己成為新文學小說大家後，自然要收斂他的滑稽，寫出正經的貨色示人。這用北京話說，叫做“知道好歹”。老舍這樣的人，面子第一，你只要對他尊敬、和氣，讓他幹多少活都行。他在1957年“反右”運動時寫了批判吳祖光的文章，其中一個道理是：“我的年歲比他大，精力比他差，也比他忙。但解放這些年來，我寫了好幾個戲，而他卻一個也沒寫。……他自己寫不出來，只好怨恨共產黨領導錯了。可也奇怪，我與他都在黨的領導下，我能寫而他不能寫，難道這真是黨的錯嗎？……吳祖光，回頭吧！”（《吳祖光為什麼怨氣沖天》）這段話今天看來頗為可笑，老舍理解不了吳祖光這樣的作家為什麼對共產黨有意見，在他看來，有這麼好的共產黨領導著，不好好幹活，真是“不知好歹”。這完全是一個樸素的勞動者的思想，而不是把黨的事業就當成自己的事業的“五四作家”的思想。所以老舍這樣的作家也跟著去批判吳祖光、批判胡風時，態度很真誠，但就是批不到要害上，有時還反而起到一種“攪混水”的保護作用。老舍其實一輩子都在“五四”之外，他不關心“五四”的那些核心話題，他雖然講授過《文學概論》，但自己對理論是不大感興趣的。他說：“使我心裡光亮起來的理論，並不能有補於創作”。（《未成熟的穀粒》一）他看重的是實際的寫作能力。他一生都在關心自己的寫作數量和種類，經常算創作賬，包括稿費。50年代他特別高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終於可以不用擔心養家餬口的問題而縱情高產了。他不但自己成為高產的“作家勞模”，而且衡量別人時也以此作為一個標準。他在1955年的《反對文人無行》這篇文章裡講了三條意見，第一是反對作家怠工，第二是說作家經常創作等於工人農民經常勞動，第三才是籠統地反對道德墮落。老舍這樣的“作家觀”，與鴛鴦蝴蝶派非常接近。鴛蝴派的創作觀就是“勞動觀”。但是鴛蝴派的勞動觀裡海派的商業氣息很濃，有時含有出小力賺大錢的思想。而老舍的勞動觀更接近普通大眾，即憑本事賺錢，“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老舍可以說是一個作家裡的“駱駝祥子”。    
老舍的大眾文化意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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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老舍雖然早早被當作新文學小說家，但他對什麼新舊文學的宗旨、區別卻一直摸不著門徑。也正因此，他無所依傍，自成一家。他會寫《駱駝祥子》卻不會寫“無產階級文學”，會寫《月牙兒》卻不會寫“時代女性”，會寫《斷魂槍》卻不會寫“現代武俠”，他還糊里糊塗寫過《貓城記》這樣的“反革命”小說。從立場和趣味上判斷，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代表大眾思想和大眾情感的大眾作家。現在我們可以明白，現代文學“六巨頭”裡假如沒有老舍的話，那就意味著新文學缺少了一塊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