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聲一把楸住楊小剛的領口揮起了拳頭，但就在拳頭要砸下的一瞬間，卻突然停在了楊小剛的頭頂，過了五六秒鐘，李軍的拳頭鬆開了，他一把推開瑟瑟發抖的楊小剛，扶著受傷的同伴離開了。

欺人太甚，“劉司令”豈肯善罷甘休。他派人叫來八連的保衛科長何某，用氣憤而不失幽默的語氣通報說：“何科長，你那個叫楊小剛的農工好厲害，把我的三個人打得頭破血流呵！”

何科長得意地呵呵一笑：“承讓，承讓！”見劉懷榮臉色陰得可怕，何科長又改口說：“年輕人打架嘛，難免擦破皮流點血，我們就別去管他了。”

劉懷榮啪地一拍桌子，“那是打架嗎！一個人把三個人打得頭破血流，你的農工真有那麼大的本事？我倒想領教領教。”劉懷榮站起來，一字一句地說：“何科長，

毛主席早就講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講到這裡，他提高嗓門朝門外的“衛士”喊道：“王小華，去調五百人來，跟他們八連的一百五十號好漢比試比試！”

何科長慌了，忙攔住王小華，然後朝劉懷榮尷尬地一笑道：“劉司令，別這樣，我們八連那些人哪是你們的對手呀。打你人那小子我知道，是個二球貨，你就高抬貴手放他一馬算了……”

農工一人打三人移民不還手的事很快在庫區引起議論紛紛。移民們認為窩囊；農工說這是劉懷榮的韜略；渭南地區有位姓陳的領導則誇獎說：“劉懷榮那些移民的紀律比部隊都還嚴吶！”

不管人們怎樣評價“劉司令”對“打架事件”的態度和策略，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從那以後，庫區內農工和移民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改變：懾於移民人多勢眾和較強的組織紀律性，農工再也不敢輕舉妄動地進入移民佔領區，移民在庫區的領地逐步鞏固。楊小剛打人事件後，農工和移民不僅再也沒有發生過大的摩擦，沒有打過架，相反，大家和睦相處，相安無事。

這種和睦相處的氛圍使得農工和移民有了更多相互溝通的機會，這種溝通使更多的農工逐步醒悟到：移民“鬧返庫”的目的只是庫區那些被他們視為生命之根的土地，而土地對於自己這些來自西安的農工根本就不重要，相反，這些土地是改變自己城市人身份的一種羈絆，是阻止自己回西安同家人團聚的最大障礙——農工的生命之根在西安，農工更留戀那個曾養育自己的城市，只有回到那裡，自己才能擺脫目前這種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勞苦，才能獲得恢復自己城市人身份的機會。要回到那裡，唯一的出路就是農場把那些原本屬於移民的土地交還給移民，無地可種的農工自然就可以返城安排了。

不同的目的使農工、移民這對昔日的冤家成了“一條戰壕裡的戰友”，農工和移民串通一氣的局面出現了——被採訪的移民們至今大多仍記得，農工是怎樣暗中為他們提供方便，主動讓出地盤，讓出住宿的地方。以往，每當政府組織力量驅趕庫區移民時，農工總是重要的先鋒隊。後來，當地政府又想利用農工驅趕移民時，竟被其拒絕了。這種關係的變化使當地政府幹部驚呼：“農場職工和移民穿一條褲子了！”

情況還不僅僅如此，據大荔移民李孝玉回憶：數年來，移民同農工爭鬥總是兩敗俱傷，這樣的結局使移民“司令”劉懷榮、王福義、陳文山等人逐步認識到：農工與移民之間並沒有什麼根本的利害衝突，其實是可以成為朋友的。於是，他們安排移民同農工交朋友。

根據“司令”們的指令，移民對農工的滲透取得了成效——移民代表侯正亮與四連農工顧石強成了拜把兄弟，後來，政府方面想驅趕移民到農場去聯絡農工時，他就將情況及時傳遞給移民，移民得到訊息，馬上捲起被蓋就躲進莊稼地裡，使當地政府費很大勁才組織起來的行動常常撲空。

大荔、華陰等縣和渭南地區不斷把移民返庫後的嚴峻形勢層層上報至陝西省政府，一份《情況彙報》中稱：這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返庫，其規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方法比以往更難對付。劉懷榮率眾返庫之時，即做了充分準備，他們攜帶糧食、鍋灶、農具、種籽，他們在庫區搶佔農場房屋自搭庵棚，開商店，養雞鴨，完全是一副既來之則安之的架勢。自返庫以來，他們分片搶佔地盤，劉懷榮的人馬駐紮華陰灘，強佔農工土地3000餘畝。

蒲城王福義和渭北五縣的人馬會合後，數千移民強行開進部隊雨林農場場部，佔據農場五六十間窯洞，自己建窯洞一百多間。朝邑灘上，苗福群和陳文山也率眾數千搭建庵棚，強住農場房屋，搶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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