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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留河間

在蠡縣劉村住了三個月以後，冰消雪化，春水融融，按照原來的計劃，他本想由沙河乘小船去白洋淀。當時冀中區黨政機關在河間，路過此地的時候，值“冀中八年抗戰寫作委員會”成立，又是王林挽留，他成了這個委員會的一員，留在河間了。

區黨委要他主編一個刊物，即《平原雜誌》。他確實是“主編”，因為編輯部並沒有別的人。地址呢，就設在區黨委機關報《冀中導報》社的梢門洞裡，靠西牆放一扇門板，連床帶坐位都有了，床前再放一張小破桌，這就是編輯部。

接受任命之後，他邀集冀中區各個有關方面的人士，在《冀中導報》社開了一個座談會，議定了刊物的性質和編輯方針，然後他就腳踏實地地幹起來了：上半月，他經常到各地體驗生活，搞創作；下半月，回報社編排稿件，發稿以後就又走了。區黨委看他太忙，打算調一個女同志給他當助編。一天上午，這位女同志果然姍姍而來，坐在了“編輯部”的門板上。她是柳溪，是新從北京來的洋學生，後來成為一名作家。孫犁在前些年得悉，她還是紀曉嵐的後代。但在當時，孫犁卻沒有接受她當自己的助編，原因是：他覺得以前在山區時，就是一個人編刊物，已經習慣了，添一個人反倒麻煩，又是個女的，諸多不便，於是回覆上級，辭謝了。關於柳溪，我們不妨藉著作家的筆，做幾句交代：我那些年，並不像現在深居簡出，蟄伏一處。時常出去雲遊，芒鞋破缽，雲蹤無定……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饒陽、博野之間的田野裡雲遊，忽見一個農村少婦，兩手把一個肥胖的嬰兒託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來，走在跟前，我才認出是柳溪。她已經結婚生子，並且完全農民化了。①

沒有助手，什麼都得自己來，用他自己的話說：又要下蛋，又要孵雞。但刊物辦得相當認真：每期都有一箇中心，除去大家的來稿，圍繞著這一中心，他每期都自己動手，寫了梆子戲、大鼓詞和研究通俗文學的理論文章——寫到這裡，我們需要做一個回顧：1940年，在晉察冀邊區文藝界也有一場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爭論，一些人傾向於“新酒新瓶”，另一些人傾向於“舊瓶新酒”。孫犁是傾向於前者的，他在《晉察冀日報》上登了一篇短文，其中有一句話，大意為，“有過去的遺產，還有將來的遺產”。這句話曾引起兩位戲劇家的氣憤，主張先不要討論，要先編一部文藝詞典，弄清名詞再討論。對於他們的態度，孫犁也很不滿意，嘲笑他們過了二十年還沒有編出這樣一部詞典。孫犁解釋說，他那時的意思是：藝術形式是逐漸發展的，遺產也是逐漸積累起來的②。總之，那時孫犁對於利用舊形式，是並不熱情的，而且，據他自己說，他“當時的文字、文風，很不規則，措詞也多歐化生硬”①。但這一切，都不要緊，正像他在《回憶沙可夫同志》的文章裡說的：“凡是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不管是什麼流派，他都幫助大家學習。有些同志，一時愛上了什麼，他也不以為怪，他知道這是會慢慢地充實改變的。實際也是這樣。例如故去的邵子南同志，當時是以固執歐化著稱的，但後來他以同樣固執的勁頭，愛上了中國的‘三言’。此外，當時對《草葉集》愛不釋手的人，後來也許會主張‘格律’；喜歡馬雅可夫斯基跳動短句的人，也許後來又喜歡了字句的修長和整齊。”②現在，證實了他寫的這些話，他自己也熱心梆子戲、大鼓詞和通俗文學的理論了。而且，他這時所表現出來的對通俗文學的熱心，還引起一些人對他的創作前途的疑慮。事實上，這又是多餘的了，倒毋寧說，經過一些歐風的衝擊，再經過一個時期對通俗文學和傳統形式的執著的追求，他的文風鍛鍊得更加遒勁、圓熟了。

《平原雜誌》出了六期，他仿照魯迅編雜誌的方法，每期都寫了較長的編後記。在有一期的編後記裡，還特別介紹了陝北著名說書盲藝人韓起祥說的《時事傳》，指出“韓瞎子”（這是他家喻戶曉的名字）的成功不只在演唱技能，更在於他能接受新事物，善於創造進取，不死守舊的一套。他提醒讀者注意這一場面：一面鼓，一副檀板，就可以吸引上千上萬的人，裡七層，外八層，圍得風雨不透①。由這裡，我們也可以知道孫犁那時為什麼如此熱心通俗文學的原因。他自己寫了些什麼大鼓詞、梆子戲，我們雖然不知道詳細的情況②，但肯定屬於“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