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　世紀初的鴉片買賣

和其他走私活動有關。鴉片戰爭時，三合會在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區進一步擴

大。哥老會大概在　１９　世紀　５０　年代或　６０　年代出現，成為長江流域最有勢力幫

會。還有幾個新的會黨在　１９　世紀後半期建立於浙江。①對地方上的研究也表

明，到民國晚期自然災害與社會動亂在淮北引起了大量的幫會、教派、幫夥、

聯莊會的建立。

因此，人口增長和商業化看來可能促進了下層社會和上層社會內的組織

活動。社會動亂起了產生新組織的催化劑作用。這樣的激增很重要，因為雖

然暴亂和對抗可能自發地出現，但是，社會動亂當先已存在的組織捲入時，

就可能更為頻繁而持久。無論幫會還是教派的捲入，固然會增加動亂的可能

性，但也能起到使動亂保持在限度以內的作用，因為兩者既為政府及其追隨

者補臺，同時它們之間又存在緊張關係。在形勢不穩定時，這些組織的常規

以及它們經常的非法活動的內在邏輯，往往會把它們從邊緣地位推到反叛官

府，而不是與官府共處。然而，它們的成員與現存秩序有著太多的聯絡，或

追求這種聯絡，並且與它共有過多的價值觀，以致不能完全拋棄或長期脫離

現存秩序。

所以我們認為農村的動盪是多方面的，直到　２０　世紀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

它們的目的很少在於政府和社會的革命性重建。提出來闡明民眾運動的理

論，已經強調了許多不同的方面。②從　５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末，支配中國史學界

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強調農民反叛者的階級覺悟，指出貧窮、經濟不

公平與社會壓迫是反叛的原因。直截了當的經濟解釋可以說明一連串抗租、

抗稅的反叛，諸如與上世紀　４０　年代道光朝緊縮通貨相關的造反，清末通貨膨

脹和徵收新稅觸發的城鄉風潮，或　３０　年代經濟蕭條時的抗稅活動。然而，集

中注意力於階級覺悟和壓迫，忽視了相反的史料和農村動盪的複雜性。在　７０

年代末和　８０　年代初，中國歷史學者提出了更廣泛的解釋。①

②18世紀末　19　世紀初教派叛亂一覽表載於韓書瑞：《山東叛亂》第　154—157 頁。裴宜理：《華北的叛亂

者與革命者》，第　96—152　頁指出了清代末期和民國時期，教派是如何在華北變得與地方社會結構結合起

來的，而以前教派徒眾都是作為個人而被吸收。韓書瑞：《叛亂之間的關係；清代的教派家族網》，現代

中國》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7　月），第　340—349　頁。

① 關於哥老會，見查爾頓？劉易斯：《關於晚清哥老會的筆記》，載讓？謝諾編：《中國的民眾運動與秘

密會社，1840—1950　年》。關於　19　世紀末葉浙江的會 社，見瑪麗？蘭金：《早期的中國革命者：上海和

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1902—1911　年》，第　128—139　頁；又見王思治；《宗族制度淺論》，《清史論從》

第　4　集，第　152—178　頁。

② 關於這方面著作的綜合評述，見魏菲德：《造反與革命：中國歷史中的民眾運動研究》，《亞洲研究雜

志》第　36　卷第　2　期（1977　年　2　月），第　201—238　頁。周錫瑞：《農民造反專題論集：若干介紹性評論》，

《現代中國》第　9　卷第　3　期（1983　年　7　月）說明了造反的若干主要方面。

① 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的兩種主要書目研究專著是詹姆斯？哈里森：《共產黨與中國農民造反：重

寫中國歷史的研究》和劉廣京：《世界觀與農民造反：對毛澤東以後的編史學的看法》，《亞洲研究雜誌》

第　40　卷第　2　期（1981　年　2　月），第　295—306　頁。拉爾夫？撒克斯頓：《中國揭示正確面：農民社會中的

革命合法性》（第　1、8　章）提出的關於有階級意識的革命農民的對立文 化的理論需要證實。晚清動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