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這樣

的一種文化中，毛澤東主義的這一趨向，的確會構成一場第二次文學革命。

從這個角度看，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領導革命樣板戲的出現，無疑是

毛的文學激進主義的合乎邏輯的延續。

但是毛澤東在廢除書面形式方面並未完全成功。小說寫作作為左翼一種

主要的文學表現模式，是在　３０　年代早期開始的。它的強勁勢頭在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這段時期，被有創造力的作家們沿著更加無產階級化的方向向前推進，尤

為突出的是丁玲、周立波和歐陽山，他們似乎已經轉向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

義小說的中文譯本尋求指導了。如夏志清所說的那樣，“他們以標準的社會

主義一現實主義的方式，而不是以回到‘民族形式’的方式，歌頌在共產主

義下的土地和人民的變化”。②但是延安講話的影響也是明顯的。因此，結果

充其量是有利也有弊。丁玲事件是一個最有啟發性的例證。

丁玲大概是轉變為左派浪漫作家的最好例證了；同時她也是延安最有名

望的作家。她的一些較好的故事，如《新的信念》（１９３９　年）和《我在霞村

的時候》（１９４０　年），是延安座談會前創作的。①這兩篇故事都描寫了農民

對日本侵略的反抗，而丁玲使她筆下的鄉村人物，尤其是後面一個故事的女

主角，充滿了成熟的尊嚴和人性，具有　３０　年代左翼小說的最佳傳統。在延安

座談會——部分地是為了批判像丁玲這樣的作家才召開的——之後，據說她

“捲入了從整風運動中吸取教訓的大潮”。②她不再寫小說，只寫報導性的作

品——她在農村群眾中實地工作的記錄。最後在　１９４９　年，她的長篇小說《太

陽照在桑乾河上》得以出版，並在　１９５１　年贏得了“斯大林文學獎二等獎”。

丁玲曾構想用一部三部曲小說來表現土地改革的過程，其中《桑乾河上》

② 在　1945　年出版的趙樹理短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中，口頭成分大多被刪去。 然而，夏志清認為這部

小說仍是“他的作品中最可讀的一部”。見夏志清： 《中國現代小說史》，第　483　頁。

①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　2　卷，第　123　頁。關於延安時期（文藝座談會以 前和以後）短篇小說和報

告文學選集，見丁玲等：《解放區短篇創作》。在詩 歌方面，除民歌外，創作量更少。何其芳停止寫詩去

寫報告文學作品。見麥 克杜格爾譯編：《夢中的路：何其芳詩文選》，第　173　頁。

②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　472—473　頁。

① 後一篇小說的英譯文見劉紹銘、夏志清、李歐梵編：《現代中國短篇小說和中 篇小說》，第 268—278

頁。

②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　2　卷，第　123　頁，關於丁玲寫作的全面分析，見 梅儀慈：《丁玲的小說—

—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思想和敘事》。

只寫了最初階段的“鬥爭”。第二和第三部分——關於重新分配土地與武裝

農民——一直沒有寫出來。這個宏大的計劃，看來可能是丁玲對她獻身於中

國共產黨和社會革命事業的最終陳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第一卷的

成功導致了她最終遭到清洗，罪名之一是她是“一本書主義”的作者。

《桑乾河上》作為一部小說，堪稱是一次雄心勃勃的試驗。它展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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