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似的小臉上流灑著熱淚，愛和恨在他們心裡同時萌生。

柯巖的兒童詩是一座詩的百花園，它像孩子們的生活本身那樣豐富多采，既有故事詩、敘事詩、抒情詩，也有寓言詩、風景詩、遊戲詩。柯巖說：“寫兒童詩，可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應該把每一首兒童詩當做一件藝術珍品來看待，當做一件非常嚴肅的戰鬥武器來對待。孩子們看了作品，從中受到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也受到美的教育，藝術的教育。”她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她在日常生活裡發掘的詩意，經過認真的藝術構思，然後調動一切藝術手段進行創造。因此，她的筆被高洪波稱為童話裡的金鑰匙，能開啟神奇的大門。“這是一扇被生活的落葉和歲月的泥土掩埋的，每個人都穿行過的門。這是一扇通向那童年的夢幻、天真的憧憬和令人激動的綠色的回憶之門。沿著詩人的筆所啟開的通道，我們的記憶復活了，夢幻重現了，憧憬再生了，一顆為生活的重繭包裹的心臟，像呼吸到了黎明時森林中清新的空氣，竟然變得活潑而新鮮；思想像乘上飛速旋轉的木馬一樣，產生了令人愉快的暈眩；然後，你會振作精神，大步走向屬於你的生活和未來。”（《鵝背馱著的童話·微笑著的詩情》）這就是柯巖兒童詩的藝術魅力。

兒童文學作家，決非快餐部的廚師，兒童詩也不是詩歌園地中的簡化版。兒童詩是透過形象思維來表現生活、又符合兒童年齡特點的詩。柯巖的兒童詩，抒情、優美、凝鍊，構思新巧，充分注意了適合少年兒童年齡的藝術表現手法和他們的愛好：明麗的色彩，悅耳的聲音，具體的描繪，鮮明的形象，生動的故事，富有戲劇性的情節等等。

三

柯巖寫了童話劇《我愛太陽》後，正當她在藝術上努力探索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野蠻地闖進了她的生活，賀敬之進了“牛棚”，她同樣也被定為“黑幫”、“反動權威”關了起來，家裡撤下十一歲的女兒小風，六歲的兒子小雷。他們不會生活，但卻被無情地推進生活的驚濤駭浪之中……

當時，在社會教育學院集中的中央文藝單位全部所謂“牛鬼蛇神”，大都是文藝界的名人，那些白髮蒼蒼的老前輩見到剛剛三十多歲的柯巖，不禁拍著她的腦袋說：“你來幹什麼？”柯巖苦笑著回答：“不知道……”她不明白，也想不通這奇怪的“革命”。

時間，使人認識生活，認識人。一些到北京串聯的人，專門要看柯巖。看管的人告訴他們：“她是'黑幫'，不能見了……”這些“讀者”，不但不信，而且非要見不可！一些紅衛兵點名要批鬥她，但是他們在下面卻偷偷對她說：“柯巖阿姨，我們是《”小迷糊“阿姨》的讀者。您要保重！”賀敬之同許多文壇前輩一起被拉到文聯大樓“示眾”；臺上，“黑幫”管理人員聲嘶力竭地呼喊“打倒賀敬之”，而臺下，上千名的“讀者”（筆者也在其中）都啞然無聲，臉上呈現出迷惑不解的神情，搖搖頭，揚長而去，但心裡卻跳蕩著《放聲歌唱》、《雷鋒之歌》的詩句，併為這位優秀詩人、劇作家擔心、不平。

柯巖是一個工作狂，參加“運動”、深入生活、寫作，沒有時間照看自己的孩子，致使孩子對父母不親。文革中，她和賀敬之成了一對“黑幫”，不僅不能照顧孩子，反而殃及了孩子。有一次柯巖請假出來買藥，趁機偷著回家看看孩子，還沒到家，便見一群孩子在圍鬥她的孩子。視此情景，她趕緊掏出“紅寶書”對孩子們說：“要文鬥，不要武鬥！”這才救出孩子。她把孩子送到哥哥家，哥哥成了“現行反革命”，不能呆；把孩子送到妹妹家，妹夫是軍人，孩子又被趕出來。文革，不僅對大人，連孩子的心靈都受到了難以言喻的創傷。

柯巖從小就性情明朗，剛正不阿！她從來不承認自己是“黑幫”、“反革命”。人家批鬥她，喊“打倒'牛鬼蛇神”'，她也喊“打倒'牛鬼蛇神'”；人家說：你就是牛鬼蛇神“，她回答：”我不是，誰是就打倒誰！“在批鬥會上，她要發言，不批鬥的時候，更要講話，宣傳自己的觀點。因此，她被有些人認為是”死硬派“，態度最不好。

柯巖在監督下“勞動”——打掃廁所、掃地。有一次，當她掃地掃到大字報棚跟前時，她的眼睛突然亮了——看到了周恩來總理關於什麼是黑幫，什麼不是黑幫，革命與反革命界限的講話。柯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見到了媽媽一樣，她哭了。回到“牛棚”，弄來筆墨紙張，不顧一切地竟寫了一張“造反”大字報：“我不是黑幫，不是反革命！根據總理說的'五不'，我什麼都不是……”接著，她說明自己“不是”的理由，最後宣告：“從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