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擊農會在彭湃的指導下越來越放肆的積極活動之前，仍然等待了很長一

段時間，無疑，這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不能依靠陳炯明所體現的地方當權者的

堅定的支援，而且顯而易見，也因為彭湃和他的同伴們都出身於當地最好的

家庭並且都曾受過教育。人們不能把彭湃這位海豐縣的前教育局長（年僅　２６

歲！）當作粗俗的農民領袖來對待。如果彭不是上層社會的一員的話，這位

海豐農會領導人與陳炯明之間的關係簡直就不可思議，彭曾在陳的司令部拜

訪過他，為農會的事業辯護。誠然，陳本人曾是一個革命者（從　１９１１　年的第

一次革命開始），仍保留很多改革傾向，而不是一般的軍閥。但是，在那些

地方，即使地方當權者出身於更為傳統的官宦階層，而革命者來自比彭低的

知識階層，革命者依然會從有影響的家庭之間的關係網中（從這些家庭的受

過教育的後代之間的友誼和共同利益中）得到好處。這些家庭的大門對他們

是開啟的，而對農民卻是關閉的，並且這些家庭還保障他們，至少在起初，

相對地不受損害。

有時，城市化的知識分子從外部操縱的已作準備的農民運動在學校假日

或學生返鄉時發動。①然而，無論這些知識分子對農民群眾的贊助是多麼真誠

和深切，它幾乎總是尾隨並源出於一種更為普遍的反抗。１９２１　年秋，由彭湃

和海豐激進青年知識分子創辦的刊物在名稱上（《新海豐》）或內容上都與

他們在其他地方的同仁們所寫的文章或提出的主張，沒有顯著差別。只是他

們寫的可能更熱烈，他們的調門更激動，以及他們的緊迫感和對摺衷措施的

反對更為絕對而已。但是，《新海豐》衍生於《新青年》及其與五四運動激

進的後繼者同出一源，卻是不容否認的。②彭湃和他的朋友們的革命傾向，與

和他們同輩的其他革命者一樣，都是由同一源泉（民族的和意識形態的，而

不是社會的，更不是農民的）激勵起來的。後者也和彭湃他們一樣，幾乎全

① 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　8　章（特別是第　189　和　197　頁）。

② 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　181—183　頁；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414　頁。

① 關於廣東，見康拉德？布蘭特：《斯大林在中國的失敗，1924—1927　年》，第 48　頁。

② 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205—212　頁。

出身於最優越的社會階級。中國的革命以一種非常典型的方式開始於使處於

危機狀況的上層社會的成員之間（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是這一代人與下一

代人之間）對立。這些背叛自己階級的家庭後嗣，在接受動員農民群眾的戰

略以前，已脫離了自己的家庭。

９．組織。實際上，動員不過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這一事實直截了當

地為羅綺園所承認。羅與彭湃在一起，是共產主義農民運動的創始人之一，

也是彭湃的主要廣東夥伴之一。羅非常直率地說到“利用他們［指農民］作為

基本力量”，並且同樣直率地說，給他們一些好處，讓他們團結起來。①在

２０　年代，在海豐和廣東其他地方建立起一種聯盟，這是共產主義農民運動最

出色的成果，但是，這是一個不明確和不平等的聯盟，農民之所以參加聯盟

是著眼於得到經濟性質的具體要求的滿足，而不清楚他們的領路人要把他們

領到多遠。

這些來自農民外部的領路人給農民帶來了有效的組織，沒有它，農民運

動註定會失敗。但是，憑藉的正是這種組織，這些領路人才得以保證運動的

方向。應予強調的是：共產黨人所提供的組織給了農民運動它一直所缺乏的

有效性，但是這種有效性也削弱了它的獨立性。於是農民運動從屬於革命運

動（１９２７　年以前是國民黨，以後是共產黨）的利益和總戰略。

在海陸豐，彭湃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