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是從條條框框出發。如果這樣做引起此岸或彼岸評論家的爭議，那也是對我寫作的一種激勵——尤其是對兩岸文學研究的深化，會提供一種有價值的參照。

近十多年來，我專治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出版過幾本這方面的專書，但我仍寫一些有關大陸文學的研究文章，其中引起最大反響的是參加“餘秋雨要不要懺悔”討論的一組論文，想不到卻惹來了一場震動中外華文文壇的官司，還和研究物件一起對簿公堂，這倒有一點戲劇性乃至荒誕性。但這場官司並沒有嚇倒我，更沒有終止我考證某些作家歷史問題的興趣。收在本書中的《紀弦：大節有虧的作家》，就屬這類文章。

我不信評論文字只能說好話，一旦說出歷史真相就是“誹謗”他人名譽，因而我沒有聽好心朋友的勸告，仍把批評紀弦的文字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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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

海峽兩岸同聲“炮轟”胡適

1948年秋天，當人民解放軍包圍了北平時，解放區廣播電臺有專門關於胡適的一段播詞，勸胡適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留在大陸會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平圖書館館長。胡適在北大校長辦公室聽了後既不激動，也不快樂，而只是平靜地說了一聲：“他們要我嗎？”看來他是不想留下了。果然不出所料，胡適坐上蔣介石派來的專機離開了北平，旋即從上海乘克里夫總統號輪於1949年4月6日前往美國，開始了他流亡的寓公生涯。

1954年，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運動，後來轉向批判俞平伯的老師胡適。胡適由學界泰斗一下變成聲名狼藉的人物，批判者稱他為“實用主義的鼓吹者”、“洋奴買辦文人”、“*主義的敵人”。當時，由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共同成立了專門批胡的機構即周揚所稱的“討胡委員會”。在郭沫若“委員長”的領導下，出版了《胡適思想批判》八輯約二百萬字，另有別的出版社出的批胡著作有三十本，總計有三百萬言之多。這些文章，在大陸沒有一個人讀完過，可胡適全部都看了，並在有些地方做些富於諧趣的批註。他曾想對大陸的批胡運動作一總答覆，後因他新月時代的好友葉公超的勸阻而未寫。對這種自上而下發動的批判，胡適將其看做是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勝利，是另一種對自己的抬舉和宣傳方式。他一再和友人說：“這些謾罵的文字，也同時使我感到愉快和興奮，因為……我個人四十年來的一點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費的……畢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這種‘毒素’對於馬列主義好比瘟疫，還發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胡適在這裡承認自己的思想對馬列主義有“抗毒”作用，這說明大陸開展的這場批判指導思想有對的一面，但這場把學術文化問題當作*並加以尖銳化的大批判十分粗暴，比如全盤否定胡適對五四運動的貢獻和學術研究成就，是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這場運動的發動者毛澤東早在1936年與斯諾會談時，就談到五四時胡適和陳獨秀是他心中的“楷模”。就是50年代中期“討胡戰役”過後，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知識分子代表時也說：“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自由主義者由於長期遊離於左右翼之間以及政治與學術之間，故常常陷於兩難境界，以致“豬八戒照鏡子——兩邊都不是人”：正當海峽這邊批胡高潮剛過去，海峽那頭又掀起了一股批胡惡浪。

事情是這樣引發的：以胡適任發行人的刊物《自由中國》，以西方的自由*精神為武器，對抗蔣介石的*統治。在1956年10月31日蔣介石做七十大壽時，《自由中國》出版了別具用心的“祝壽專號”，上有胡適寫的《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希望蔣介石不要大權獨攬而應發揚*，做個“無智、無能、無為”的守法遵憲的“三無領袖”。胡適的摯友、該刊主編雷震寫的文章，則要求官方徹底改革“國防”與“經濟”。

胡適（2）

胡適這時儘管在海外，但他仍時刻關心著祖國大陸的思想文化狀態。他在接受《臺灣新生報》採訪時，認為大陸在搞“百家爭鳴”，開放思想自由。如果臺灣不再“徹底實行言論自由”，那就不能“樹立真正與共產黨不同的模範省”。胡適還面勸蔣介石將國民黨一分為二乃至一分為三，以便群眾監督。胡適這些言論及《自由中國》所散佈的徹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