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告知了吳開先，他在上海有兩個主要手下，一個是徐採丞，此人是杜月笙對外聯絡的負責人。所謂對外聯絡，主要是與日本方面聯絡；另一個則是對內聯絡的負責人是萬墨林。萬墨林是杜月笙的表弟、總管家。

所謂對內聯絡是指與軍統特務、各遊雜部隊駐滬人員、杜門弟子及租界巡捕警探等的聯絡。

徐採丞原來是跟隨《申報》老闆史量才的。史量才被刺身亡，他便周旋於杜月笙與錢新之之間。他開辦的民生紗廠，一度瀕於倒閉，後求助於杜月笙，結果非但沒有倒閉，反而賺了不少錢。

因此，他對杜月笙感恩戴德，甘心為其所用。上海淪陷後，上海地方協會主要人物大多離開上海，徐採丞以會員身份接任總幹事職務，留在上海，並設法和日本“興亞院”拉上了關係。

“興亞院”是日本新設的機構，任務是“加強管理中國事務”，下設政治、經濟、聯絡等部，分支機構遍佈當時的北平、青島、上海、漢口、廈門、廣州等淪陷區。所有的漢奸組織，都要接受“興亞院”和日本軍部的雙層監督。

就是說，“興亞院”是日本在華最上一層的特務機構。日本認為徐採丞有杜月笙為背景，是與國民黨政府聯絡的重要橋樑，對他興趣頗大。

所以徐採丞不但沒有人生安全之虞，反而經“興亞院”介紹，還結識了日本海軍、陸軍、憲兵隊及特務機關的重要人物。正由於這些關係，徐採丞才能安然留在上海，併成為杜月笙對外聯絡的負責人。

吳開先和當時逗留在香港的蔣伯誠一起到了上海，他們向在滬的吳紹澍、徐採丞、萬墨林等傳達了“上海統一委員會”的組織經過，並指定萬墨林任總交通，國民黨中央通訊社上海分社主任馮有真、中統駐滬代表陸鴻勳、吳開先的表兄龔仰之為專員。從此以後，這個機構算是正式開張。

為解決“上海統一委員會”實際負責人吳開先指揮不了軍統上海區的問題，重慶方面同時派軍統陳恭澍以及畢高奎等赴上海，恢復遭破壞的上海軍統組織。萬墨林起到了聯絡各方並進行重建資助的重要角色。

萬里浪作為原軍統上海站的第二行動處處長，自然深知萬墨林的重要，但他雖然想出盡風頭，卻也一時不敢動萬墨林，因為他明白，即使他的計劃是戴笠親自批准的，允許犧牲一部分軍統組織和特工，但如他動了萬墨林，那麼憑杜月笙的為人和能力，他萬里浪將死無葬身之地，就連戴笠也保他不得。

就在此時，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民出人意料地叛逃到了南京，受汪精衛器重，擔任汪偽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要職，不久離開南京，在上海居住下來。

1937年11月唐生智上將向蔣介石主動請纓防守南京，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表示“誓與南京共存亡”，下令封鎖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銷燬渡船，使得大量軍民不能撤離。戰爭中力主抗敵，但在蔣介石再三電令下不得已撤退。

他在未組織任何撤退的情況下於12月12日下達棄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出。在命令下達後，守軍陷入潰散，失去組織，爭相逃命。

第二天南京陷落，隨後發生了駭人震驚的“南京大屠殺”，以後長期閒居湖南，曾在家鄉東安創辦“耀祥書院”，研究佛學、哲學、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及古典文學。

唐生民與周佛海是湖南老鄉，周佛海在跟隨汪精衛叛逃前，唐生民與周佛海也頗有來往。唐生民下水後，很可能被周佛海拉為自己人。

周佛海要壯大自己的山頭，往往就是採用拉幫結派的方式擴大自己的隊伍，拉同鄉就是一種手段，比如拉羅君強、丁默邨等等就是利用同鄉關係。

唐生民是國民黨現役中將，而投靠汪偽的軍事人才甚少，所以，唐生民成為了汪精衛和周佛海的爭奪物件。

就在汪精衛公然在偽《文匯報》上刊登歡迎唐生民中將明事理，知道抗戰無底而跟隨汪主席走曲線和平救國道路時，重慶方面，唐生智上將也登報痛斥責他這個投敵的弟弟，並宣佈從此和唐生民斷絕兄弟關係。

令汪精衛想不到的是，唐生民的叛逃重慶，其實是戴笠一手策劃的苦肉計。戴笠此時也從汪偽集團和76號特工總部拉攏原國民黨的人馬中感到了必須反過來策劃汪偽集團中的核心人物，這樣，才能從內部擊破汪偽集團，而使許多變節人員暗中重新為重慶所用。

戴笠看中了周佛海，他也明白周佛海與唐生民的交情，算準周佛法必須會暗中策反唐生民，因此，將計就計，演出了唐生民投靠汪偽的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