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師表的專職教授，對學生也要加強約束，實行嚴格的考試、升級等學籍管理制度。

神宗拿著司馬光的奏摺，問安石：“司馬光的這道摺子，愛卿覺著怎樣？”

“關於保舉，說得有些迂，也不盡符合實際。學校與考試的建議，倒都是好的。”安石如實回道。

“保舉的問題，在哪兒呢？”神宗想更進一步聽聽意見。

“陛下，保舉推薦制度，由來弊端叢生。東漢有一首民謠說：‘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將那漢代保舉制度的弊病，說得再生動不過了。魏晉以後的九品中正制度，透過所謂推薦保舉，更將天下官吏祿位，全讓豪門貴族獨佔了，出身低寒的人，竟連一點兒上進的機會也沒有！晉朝劉毅有一句話，說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最是貼切不過。隋唐科舉，可以說是對保舉推薦制度的最好糾正。雖然它自身也有許多值得改進之處，但那也只是改進的問題，不能完全取消。完全取消，取人也就沒有相對公平的標準了。”

安石說的也是故實，卻更實在，更具體，不由神宗不信：“愛卿說得在理。這科舉制度，大框子確實不能動，舉人還得由州縣考來。”

司馬光的摺子，雖然保守，不合時宜，還不失為一種建設性的意見。蘇軾的摺子，差不多就完全是唱反調了。

摺子一開頭，他就說，得人之道，在於知人；而知人之法，則在於責實。假如皇上丞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那麼，就是小官小吏裡頭也有的是人才，更甭說透過學校、貢舉了。果真這樣，如今的一切制度條令，就綽綽有餘，根本用不著去改。假如皇上丞相沒有知人之才，朝廷也沒有責實之政，那麼，達官大臣裡面常常都找不到合用的人才，還想從學校、貢舉裡去找有用的人嗎？要是這樣，即使完全恢復古代制度，也多半是白搭，沒用的。

蘇軾畢竟不同凡響，不愧是做文章的高手，一開頭就亮出刀子，將以變求治的皇上與丞相置於無法自拔的險惡困境：無論你選擇什麼，都只有失敗一條路。承認自己是知人之才，用不著變；承認自己不是知人之才，變了也沒用。正也好，反也好，就是不能變。

接下來，他就逐條駁斥他所聽到的各種求變論點了。

先說辦學。

未說之前，先是一段排比。說是時有可否，物有廢興。一件東西，要是應時而安，就是暴君也沒法兒將它廢了；要是到它合該被淘汰，就是有聖人出面，也不能讓它恢復生機。所以，法制從來是隨著風俗的改變而改變的。這就像治理長江大河，順著它的走向因勢利導，就能事半功倍；硬與它對著來，只能壞事。學校的事，也是一樣。假如三代聖人活在當今，他們要選賢養才，也會由道而行，根本用不著學校。這意思自然不難明瞭。那些堂堂正正、無可辯駁的大話，不過是一種故作氣勢的比喻，意在強調，學校的興廢，根本不是人工能夠扶持的事情，只能聽其自然；而由聖人看來，學校是根本用不著的。

說過道理，他又擺出事實。學校不是沒辦過，慶曆年間不是辦過很多學校嗎？當時以為太平可以轉瞬而至，如今怎麼樣？不過徒有空名而已！皇上要是真想辦學，靠辦學求治，必然要大興土木，置官立師；而那些不願接受教育的人，又必然會受到排斥，甚至驅逐。結果，不但會勞民傷財，還會引起紛亂，徒然叫老百姓受苦受累，何必呢？要是不想大動干戈，與慶曆又沒什麼兩樣了。

說來說去，結論是什麼呢？就是維持現狀，一切不動。他說得很明白：“今之學校，只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

說過學校，他就說到貢舉之法了。總的結論是，目下的方式，已經實施一百年了，治亂盛衰，根本與它沒有什麼干係，同樣用不著改。凡認為應當改的幾種主張，其實全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說只重德行，而忽略文章，就根本站不住腳。德行固然重要，但要立為科名取人，就只能叫天下人為著功名利祿都去作假了。上面以孝取人，勇敢不怕死的就會割股孝親，膽小怕死的則要結廬墓旁；上面以廉取人，天下又都爭著乘鄙車騎瘦馬、穿惡衣吃惡食了。只要能叫上面中意，可以博取功名，就沒有不能幹的事情。這不是敗壞德行嗎？如何能做？

他最不滿的，是專取策論而罷去詩賦，說得也最多。

首先，從文章而言，固然可以說策論有用，詩賦沒用，但從治政的實際需要來看，策論實際上與詩賦一樣，都沒有用處。明知沒用，為什麼一直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