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足，講究財利並不錯，但求利要合於先王之道，不能枉尺直尋，不擇手段。那樣，不但解決不了財政問題，只會叫老百姓怨恨，鬧出亂子。最後，安石又直截了當，請孫大人收回成命，以免造成更大的損失。

信是叫個得力差人直接送到杭州交給司諫本人的。很久以來，上下關係早就固定成模式了：下面只知道順從上級，討好取媚；上面聽慣了順耳的話，偶然聽見不同聲音，則張口結舌，勃然大怒。結果，下情不得上達，上面恣意妄為，不到徹底垮臺，絕不會偃旗息鼓。幸好孫之翰自己是諫官出身，還能容忍安石的直言犯上，且對他的勇氣與辯才留下了不算壞的印象。至於收回成命，自然不可能：朝令夕改，還成政府嗎？雖不收回，卻也從此不再追問了。

這政令的事，不問，也就無異於收回了。主簿、縣尉見上面不再追問，自己因為有前科認不了真，見安石又一絲不苟，也不敢生事，而且還要共事，圖個‘和為貴’，將來一起奔個前程。只有傻角才會頂牛，互相拆臺。兩個先自心悅誠服順從了安石，再不來鹽務挑刺、找外快了。差役們看見兩個頭兒繳械投降，哪裡還敢較勁，也悄悄收了兵。沒有賞錢，還不討好，誰沒事還找那麻煩去告人？告狀的也悄悄歇了。小民們得了實惠，仍舊悄沒聲兒地販他們的私鹽。原本就都是小本買賣，又有言在先，自然也沒人去大弄。鬧得天翻地覆的鹽政，居然就這樣風息浪平了。想想前後，安石感慨最多的還是：從政與做學問，實在太不一樣了！治政，更多的可能還是經驗，學問倒在其次。這次釜底抽薪抽得這麼成功，全是元吉的主張。他可沒有多少學問，而一個大學問家，也未必能提出這麼合適省事的辦法，來恰到好處地化解一場風波。這政治，可真是深不可測！

由這次百姓與朝廷利益的紛爭，安石又想到一個問題：這國家與百姓，究竟誰養活了誰？是國家養了百姓，還是百姓養了國家？

鹽從灌水到曬滷，到成鹽，再到運輸，哪一樣不是老百姓自己動手做的？只有海水，才是天地所產。只因為國家榷賣，老百姓辛苦所得的東西，才成了犯禁的罪孽。國家無財不立，榷賣或者也無可厚非，可這誰養活誰的道理也不能弄顛倒了。否則，就會視百姓如草芥了。這話古人也說過。《禮記》就曾說：“君者所養，非養人者也。”《論語》中記的有子的話，不也說“百姓不足，君孰於足”？可見，古人是很懂這個道理的。只是如今不行古道，不行先王之法，將它完全忘了，以至於聽起來反倒像是奇談怪論了！

安石又往下想到：既是老百姓養了國家，生財之道也就只有一端，全在百姓的辛苦。國家要是隻打百姓飯碗的主意，只能越打越少。到頭來，老百姓只能作奸犯科，擰著來了。這樣治國，只會越治越糟。安石突然想到一個比喻：一家子關起門來做生意，不讓一個外人進門。老子來橫的，兒子的東西全叫老子佔了。老子富了，兒子成了窮光蛋，這一家能說是富嗎？一個大子兒也沒多呵！想著老子如何霸道佔了兒子的東西，有了東西又如何洋洋自得，以為從此就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安石禁不住嘻嘻地笑了。

可很快他又沉重起來。

要富國家該先富百姓，要富百姓得先發展生產。這麼個淺顯的道理，怎麼就沒人明白，只會在百姓碗裡搶食呢？

他不由得深深嘆了一口氣。

安石猛然想起了馬運判。

馬運判名遵，字仲塗，做著江淮、荊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這馬運判因為經略發運，知道國家的經濟命脈已經捉襟見肘，曾與自己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雖覺著總有哪兒不對，一到具體，就說不出所以然了。現在總算有了明晰的答案：國家之失，失在生財之道不暢。

大宋遺事　第二十四回（5）

他記起了運判當時那種急切而又不能不有所失望的目光，趕緊鋪紙研墨，給運判也寫了封信，詳細訴說了自己的思考與發現。信中寫道：

運判閣下：

比奉書，即蒙寵答，以感以怍，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以盡知，當患不得為耳！不得為，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