撂挑子不幹了，去‘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了，當官不能這樣子的，要沉得住氣，說撂挑子就撂挑子，哪個來給你揀攤攤兒揩屁股？”

“何書記這話我就不敢恭維了，像老陶那樣動不動就撂挑子的人，中國官史上並不多見囉！”肖千一還是忍不住要插話。

“當然，當了大官又當大文人的也有，比如韓愈就是其中一個。”何偉力說：“不過韓愈也不像真正的當官的料，當官嘛點兒事兒嘛，老寫奏摺幹嘛？你會寫喲，你文字功夫好啊！你寫點兒別的不行嗎？你就寫他個十篇八篇《師說》，後人拿來當範文讀，當成座右銘放在桌子上多好啊。你偏偏要有一篇沒一篇地寫奏摺。當官的人要學會盡量少簽字少題詞少寫信少塗鴉少留筆跡，少把把柄擱在人家手上，這樣是要栽跟斗的。好你個韓大詩人還沒搞清皇帝老子的脾氣，就猴急馬急地一封朝奏九重天。屁股還沒在官椅上坐熱就落得個夕貶潮陽路八千，雖然你想的是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可你哪裡知道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的悲慘境況，韓大官人也夠倒黴的了，心痛之餘，只盼侄兒遠來必有意，好收吾骨漳江邊了。”

肖千一說：“何書記，可是依我看，在官場上，不單單是文學家，政治家不小心也會栽筋斗的，你看那明朝的張居正、楊廷和這些既是文人又當了頂尖大官的人，官就當得可以了吧，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老手啊！到頭來結局還是不好，張居正死後都不能得到安靜，皇帝的鞭子抽他他連痛不痛都不知道，楊廷和還不是在老家寂寞地死去，他們算文人嗎？還是算政治家呢？”

“他們算文人還是算政治家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能像文人那樣去處理官場上的事情，開國元勳彭德懷就犯了這樣的錯誤，本來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文人，卻要學著文人來一個什麼萬言書，最後不是落得個家破人亡嗎？”何偉力很世故地說。

“照何書記這一說，當官真不是件輕鬆的事兒咧！”肖千一有所感觸地說。

“當然不輕鬆啊！當官和你那寫詩作文一樣，是一門藝術，而且這門藝術又高又深，高過於天，深不見底。”何偉力語重心長地說。

“我知道，我雖然沒有當過官，但是曉得官場藝術的重要性，如果你一點兒不懂官場藝術，一味按你那文人脾氣去整，只能算是瞎折騰。假設我連這點兒道理都不懂，我難道還敢來要官當嗎？”肖千一中氣很足。

“我知道你曉得官場需要官場藝術，現在也可以叫領導藝術。但是，蘇東坡你瞭解嗎？他也很喜愛喝酒，不然的話他就不會一尊還酹江月。要論才華，他蓋世才情，沒有異議的一代大文豪，他也想當官，當官時也為老百姓做過不少好事，可惜他不甘流俗，意氣用事，說穿了是不懂官場藝術，結果宦海沉浮，被貶來貶去，一直貶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島。如果他懂得變通，不過分心高氣傲，以他的才幹，他完全可以當更大的官，而且一定能當好，那豈不是能讓更多的的老百姓霑恩戴福嗎？”

何偉力的本意是勸肖千一打消當官的念頭，教書教得好好的，為什麼要改行當官嗎？可給他橫比豎比，肖千一就是不著道。

肖千一聽何偉力說得差不多了，不緊不慢地跟了一句：“大概當官也有當官的樂趣吧，要不，那麼多人想當官？再說了，我教了這幾十年書，實在把我教厭煩了，搞業餘創作談何容易，太辛苦了，累你個一年半載，寫點東西，哪個看你的？現在大家都在玩，我還死心塌地站黑板，搞業餘創作，是不是有點傻？講究市場經濟的年頭，文學界也吵吵嚷嚷地鼓吹文學如何適應商品經濟，有一些窮的叮噹響的文學刊物也向地攤靠攏，盡搞些花拳繡腿的玩意兒謀得生存，想高雅也高雅不起來。我還繼續傻乎乎地當個業餘作家，這不是個是個傻瓜嗎？所以，我思前想後，沉思反省，覺得應該改行了，早就應該改行了。”

“改行，改行做什麼呢？其它的不能做嗎？就想當官？”何偉力揶揄地問。

肖千一被何偉力這一問，心情還有些激動了：“當官是我的最佳選擇！做生意也不錯，特別是做地皮生意、狗皮生意、牛皮生意、虎皮生意、鱷魚皮生意、娃娃魚皮生意、熊貓皮生意、恐龍皮生意、黑熊皮生意、大象皮生意最好賺錢，可是我從小偏科，每期語文打一百分，算術只能打三四十分，到現在加減乘除全部還老師了，數理化知識頂多一個高小生的水平。如今賺錢的行業都變了，炒批文、炒資訊、炒股、、炒房產、炒地產、炒菜、炒板栗、炒答案、炒現飯，做生意炒東西要算賬，因為我算數差不會划算，哪一樣我都不會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