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他已垂垂老矣。

至於徐遠舉、周養浩的落網，那是註定的插翅難逃。

常言道：“狡兔三窟”。當夜徐遠舉待沈醉一出門，便一骨碌爬起來，又將下午盧漢的副官處長朱子英送來的幾張汽車“特別通行證”抓過一張，將沈醉桌上放著的雲南保安司令部的證章往口袋裡一裝，住到了其朋友——與軍統一向交厚的朱子英家中。

這時，徐遠舉的如意算盤撥得嘩嘩響，他想先讓沈醉將當晚的開會情況通報一聲，約定第二天由沈醉將他和周養浩、總務處長成希超三人親自送往機場，提前飛往臺灣或海南島。

很可能由於連日太疲乏，他到朱子英家中後，朱不在，朱家的傭人都認識他，便把他招待在客房中休息。他很快地睡了一夜，這一夜雲南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完全不清楚。第二天一覺醒來，已經9點多鐘，他一看朱子英還沒有回來，便問朱的副官，朱到什麼地方去了。

蓬山此去無多路（5）

這位副官支支吾吾，說不出所以然。他知道大事不好，連臉都沒有洗就跳上停在汽車間外面的一輛小吉普車，從口袋內摸出從沈醉那裡拿去的“特別通行證”，貼在汽車擋風玻璃上，又把掛於胸前的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的證章摘下，換上雲南保安司令部的證章，朱家的司機趕出來，他把手一揮：“我自己駕車去找朱處長，一會兒就回，你們幫我收拾一下行李吧！”

當他匆匆忙忙把車開出來，準備到二十六軍軍部去的時候，正遇上趕來逮捕他的人。他們看見徐遠舉自己坐在駕駛室內，便把汽車一橫，攔住了他的去路，這個雙手沾滿了無數革命先烈們鮮血的大劊子手，到了這時，也只好把車停下，束手就擒。

周養浩當天上午一看情況不對，馬上把軍服脫下，穿上一件藍色的絲棉長袍，混在一大堆等候飛機的人群中，還是被清查了出來。

人間正道是滄桑。幾天前，這些魔頭操縱著數百人的生殺予奪之權，耀武揚威，轉瞬間，已經淪落為階下囚，等待他們的將是歷史的審判。

徐遠舉等一干人被捕後，關押於昆明陸軍監獄。1950年，“鎮反”運動開始，沈、徐、周均為“九九整肅”的主兇，人民憤憤不平，紛紛向政府提出處理要求。為有利於這些戰犯的改造，1950年5月，西南公安部決定將這些人轉往重慶四德村拘留所，後又被轉往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饒有興味的是，徐遠舉、沈醉、周養浩、成希超四人號稱軍統“四大金剛”，他們同一天在昆明落網，關押在監獄後，彼此又見面了。徐遠舉挖苦沈醉說：“滿以為你賣友求榮，必定榮華富貴，不想你也落到這步田地。”對於周養浩，他更是挖苦諷刺，“徒有少將的牌子，沒有少將的風度”。

周養浩則稱他“刻薄少人性，五大三粗，不學無術”。

三人鬧得不可開交，最後只能分隔開來。

1973年初，徐遠舉因突發腦溢血不治，在北京復興醫院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沈醉活到了八十年代末，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其生前撰述的有關軍統的專著，引來洛陽紙貴，他本人更是成了一個“出土的”傳奇人物。

暗殺名單上的國民黨大佬陳儀，因弟子湯恩伯出賣了恩師，被綁架去了臺灣，後被公開槍殺。白崇禧桂系本錢輸光，彷徨海南，蔣介石誑騙他說，“我在軍事上離不開健生老弟”，遠在美國的李宗仁聞訊後，失望地說：“健生自投落網，結局堪憂。”

1949年12月9日夜，成都北較場中正樓。蔣介石圍著爐火，望著牆上的耶穌受難像，目光呆痴。毛人鳳手捧著電文，戰戰兢兢地拘立於一旁。良久，一個冰冷的聲音如同冰窟裡冒了出來：“講，但講無妨。”

“總裁，”毛人鳳囁嚅著道：“剛才接到電報，雲南的盧漢、川康的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四人已公開通電投共，川南的郭汝瑰也步其後塵，叛變投降了共產黨。”

“娘希匹！”蔣介石一掌拍在爐案上，霍地立起：“盧漢、劉文輝這些人背叛我，現在連我的學生也背叛我。農夫和蛇的故事，那是哪個講的？哦！是嶽軍。怪只怪我們太手慈心軟，防患不嚴，尤其是對這些人不該抱有幻想。就說盧漢，明知他有投共叛國的跡象，我還對他心存幻想，不怪你們，怪我當斷不斷。”

毛人鳳待蔣介石打住話，便試探著問道：“現在我們制裁他幾個不穩的異己分子，可以震懾住那些人。”

“晚了。”蔣介石失望地嘆了口氣，“古人云，做事不可在人後。我們處處在人後，民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