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傳《象》“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意即要像頑石一樣堅硬，但此類堅硬以不過一天為吉祥。剛化為柔，柔化為剛，處柔不守柔，處剛不守剛，執其兩端而守中間才是最安全的中正之道。

蔣介石深受傳統文化影響，尤其服膺程朱理學，平日“禮義廉恥，百孝為先”掛於口中。喜讀《王陽明全集》、《曾文正公家書》、《曾胡治兵錄》等。後來，敗退臺灣，還將其官邸命名為陽明山，官邸內特地置有陽明書房。1975年，蔣介石臨終前教誨蔣經國，“王陽明、曾國藩、朱熹，這些大儒的書，你要當作聖哲去研讀。”

蔣介石畢生將這些大儒的經典引為人生信條，依靠進退相交、剛柔相濟的辦法，取得信任、權力和地位。僅從1918年初次參加粵軍至1924年4月就任黃埔軍校校長，6年間以各種藉口辭職又復職達13次之多。1922年，他負氣出走福建鼓浪嶼時，手書“其介如石”，請人刻於更衣亭西邊的山石上，頗有點像“文革”中林彪手書“克己復禮”的信條。以後他借“廖仲愷被刺”一案，在國民黨林立的派系中逐漸取得委員長、總裁、總統的最高職位。逢大的政治風浪及轉折的危急時刻，多次“辭職”，以退為進，避過兇險。正所謂退一步，風平浪靜，海闊天空……

說來殊為有趣，蔣介石的第一次下野就是桂系相逼。1927年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與西山會議派以汪精衛提出的條件為藉口，提出“請總司令自決出處”，逼蔣下野。

蔣對汪及桂系、滬派舉動憤怒異常，他在當時的日記中寫道：“餘以為對同志應退讓，對敵人需堅持，而汪乃異其是，誠非人類也。”他命陳布雷起草《告國人書》，宣佈下野。

蔣下野不久攜張群、宋子文等人去了日本，爭得了日本人與美國對他的支援，同時獲得了宋老夫人對蔣與宋美齡婚事的允諾。

當蔣的目的達到之後，於1928年1月10日由日返滬，一面籌辦與宋的婚事，一面聯汪制桂策動復職。1927年12月10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請蔣復職。

1928年1月9日，蔣介石正式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後又任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職。這就是蔣介石的第一次下臺又上臺。

溪口受命（3）

蔣介石第二次下野發生在1931年12月。此次下野一方面是由於蔣的誤國政策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國民黨內派系爭鬥的結果。

早在1931年7月23日，蔣介石在一次講話中，首次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由於蔣介石將此方針付諸實踐，遂招致國內階級、黨派矛盾激化，綜合國力下降，同時縱容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日本帝國主義於1931年9月18日製造了入侵中國東北的事件。面對日寇對中國的步步入侵，蔣介石仍不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並宣稱對日作戰“3月必亡”。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對；同時，此一形勢也為蔣介石的反對派所利用。

本來在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取得了軍事上的絕對勝利，但他得意忘形，為了實現其“武力統一”的野心，一方面對中共蘇區實行“全面清剿”，一方面提出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企圖透過這個會議，制定一部設定“大總統”的約法，並把他推上“大總統”的寶座。

當時政界要人吳稚暉、陳立夫、劉健群等對蔣的主張均表示支援。惟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立法院長鬍漢民堅決反對。胡的理由是：國民會議的任務是統一全國國民的心志，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它不是國民大會，因而不具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四權。胡還認為，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之對內政綱，較任何約法都完備，無需再作欽定式之約法。

由於胡漢民的主張成了蔣介石當選總統的絆腳石，迫使蔣千方百計地企圖搬掉他。當合法手段達不到目的時，蔣便於1931年2月28日夜以非法手段扣押了胡漢民。

胡漢民被扣，引起社會轟動與反蔣派的激烈反彈。胡漢民派的中央委員紛紛到各地串聯反蔣；孫科的再造派離寧去粵；古應芬、陳濟棠等準備在廣州舉旗反蔣。蔣也準備應戰，一時戰雲密佈。

正當戰端即開之際，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入侵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國人紛紛要求寧穗雙方息爭對外。蔣介石被迫釋放了胡漢民。10月27日，寧穗雙方代表在上海召開和平會議，反蔣派仍以蔣介石下野與改組南京政府為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