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吧大清朝就是口號喊得比較好，一直喊永不加賦，他們也確實是真的沒加過賦，因為“永不加賦”的政策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頒佈的，但是到了他兒子雍正上臺第二年的雍正元年（1723年）這個賦就被攤丁入畝代替了。清朝確實是實施了一輩子永不加賦，其實應該是從雍正元年以後大清朝就一直就沒收取過“賦”。

因為咱們的大清朝就已經開始收取農業稅了，就是那個一直實施到二十一世紀的那個稅。

大明朝之所以到了萬曆朝以後逐年虛弱下去，其實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個就是宗室人口增長太快，?明朝供養宗室的費用在財政收入中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

明初，全國藩王子弟僅僅49人，到了明朝中期發展到了10萬人，到明朝後期突破了60萬人。至少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用在藩王上的支出就達到了853萬石糧食，而山西和河南的狀況最為糟糕，“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853萬是什麼概念？明朝前期的稅收大約是一年3000萬石，而明朝中期是2000萬石到3000萬石。如果按照當時的糧價折算為白銀，就是1200萬兩到1700萬兩之間。

為了限制藩王支出的無限擴大，明朝進行了“宗祿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使得藩府人員的數量增長遭到了遏制。但是供養藩王的財政支出依然很大，根據《萬曆會計錄》的資料分析，隆慶年間到萬曆初年，明朝宗藩歲祿佔財政收入的29。

另外，明朝還有另外的方式來供養藩王。第一個就是土地，朱元璋規定“郡王諸子年十五，人賜田十六頃為永業，除其租。”實際上，明朝賜給藩王的土地數量沒有明確規定，如《明史》記載“太祖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親王莊田千頃。”

這樣的結果就是藩王大量兼併土地，“中州地半入藩府”。在成都平原出現了“為王府有者什七，軍屯十二，民間僅十一而已”的現象。藩王的土地大幅度增加，農民的土地就減少了，而藩王土地是不需要交稅的，這就是變相增加養藩王的財政支出。

另外一個就是稅收特權，例如周王擁有開封的稅收特權。藩王也往往在交通要道設定商卡，私自徵收商稅。

另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對士紳的優免導致的大量投獻。

關鍵是明朝的優免政策太寬，從秀才就開始有優免了，秀才看著不起眼也不能當官，可是架不住秀才多啊！

萬曆皇帝為了與士大夫同樂，也對士紳階層的優免情況進行了更改和確定，按照優免新例的記載來看，其規模如下：

現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萬畝，以下遞減，八品免田兩千七百畝；外官減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進士優免田最高可達三千三百五十畝，未仕舉人優免田一千二百畝；生員、監生八十畝。

由於官紳們不用交稅，稅賦自然就主要由普通百姓們（一切沒有功名的人）來交了，稅賦的擔子全壓在他們身上，並且百姓們不光要繳納國家定下的正稅，各種地方官的攤派和雜稅也別想跑，這些攤派和雜稅可比正稅狠多了！

真說起來，明朝的正稅其實並不高，但無奈官員們上下其手貪汙腐敗，地方官定下的各種雜稅和攤派比正稅要繳納的錢糧多得多，讓小民根本無法承受，而為了避免繳稅，明朝一些百姓或是富戶，就開始想辦法逃稅，其中最有效最好用的方式就是“投獻”。

為躲避賦稅和徭役，許多自耕農和富戶主動變成黑戶，還有的將自己的田地投獻給有功名計程車紳，不僅不問士紳要一分錢，還每年倒貼銀子給他們（地租），這看起來很不可思議，但這卻是當時非常可行的一種操作，能夠逃脫沉重的負擔，這裡的基本邏輯是這樣的：

“我成不了官員和舉人，我成為他家家奴總可以了吧。我種地，你收我稅還讓我服勞役是不是？那我不種國家的地了還不行嗎？舉人官員之家的地不是不收稅嗎？那我就把我家的地給舉人官員之家不就行了嗎？連丁銀（人頭稅）都不用交了。”

即使是士紳們真的按照朝廷的規定，不交雜役錢，照常只交名下土地的田稅，那麼對於投獻的百姓來說，投獻也是一種省錢的手段，畢竟投獻之後，土地就屬於士紳所有了，百姓自然就不需要給官府繳納雜役錢，也不需要服勞役了，當然作為鑽空子的代價，百姓需要向士紳繳納一定的錢糧，可是那也比交給官府的少，相當划算。而對於士紳們來說，這樣的土地就跟白撿的一樣，並且士紳們根本不會按照朝廷的規定那麼操作，士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