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局面的形成和清政府實行的軍事政策不無關係。

因為唐朝末年藩鎮割據，軍閥混戰，所以後來的歷代朝廷都採取措施，各省兵權、財權、行政大權統歸中央，這樣弊端漸漸暴露出來，一旦遇到戰爭，臨時派去的指揮官、各地抽調的軍隊直接造成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戰鬥力自然大大被削弱了！在這種制度下，八旗、綠營也難逃厄運，再加上*，打仗不敗才怪呢。

針對這種現狀，曾國藩不顧大清的法律，在團勇內部對軍事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變革。

首先，在招募新兵方面，曾國藩作了很大的改動，他把“德”放在了首位，其次要求士兵要忠懇、質樸、身體健壯。如果品德不好，就是有再好的身體素質也是白搭。

所以，山村樸實無華、老實巴交的農民成了他的首選。這種鄉下人一旦認定了主人，就會終身心甘情願地為主人賣命，曾國藩的湘軍需要的就是這些忠誠的人。

而對於那些散兵遊勇和油腔滑調的小混混，一概不收，因為這些人品德不好，今天可以為你效力，明天沒準就成了你的敵人，在他們的腦海中就沒有忠誠二字，再說，這些人很難管理，還愛招惹是非，引起爭端。

曾國藩不僅要求自己“須有一誠字，以之立本立志”，也處處以“血誠”要求與約束自己的下屬。他常常告誡自己：“知己之過失，毫無吝嗇之心，此最難之事。豪傑之所以為豪傑，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糾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匿者，有不測之禍；懷忮心者，有不測之禍。天下唯忘機可以消眾機，唯懵懵可以發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誠），馭天下之至紛者以靜。”他強調：“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他簡直把“血誠”作為自己建功立業的根本與基石。

所以，在選拔軍中帶兵之人時，除了能吃苦、不怕死、不勢利、有管理才能外，他更看重的是“血誠”。

忠誠是一個士兵最起碼的要求，如果一個人不忠誠，就不配當一名士兵，更沒有資格當一名軍官了。一個不忠誠的人就如同一顆定時炸彈，隨時都可能在你身邊爆炸，試想，如果讓這樣的人帶兵，簡直就是自掘墳墓。

所以，湘軍軍官大多是外表木訥，而心志高遠，沒有沾染當時浮華社會風氣的血誠書生，曾國藩認為只有這些人才能給軍隊帶來一種全新的風氣。另外，所選將領除血誠的讀書人外，還從綠營中挑選少數精於武藝的將弁為營官，教會他們掌握技藝和陣法。

75。抓住契機變革軍制2

其次，在軍制方面，晚清時期，綠營軍採取的是世襲制，捧著金飯碗吃皇糧，過著安逸的生活，沒有後顧之憂，自然就沒有了積極性，綠營軍*墮落就在所難免了。所以，曾國藩要徹底廢除世襲制，改為招募制。優勝劣汰，行就上，不行就靠邊站。既帶動了兵卒的積極性，也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

為了消除綠營兵在作戰時兵不知將，將不知兵而導致軍心渙散的弊端，曾國藩在建立湘軍之初，即實行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勇丁們受到營官挑選的恩德，如同受到私人恩惠一樣，一定會忠心報答，打仗的時候就會共生死，同患難。

這樣，湘軍在體制上形成了濃厚的家族化色彩，一級服從一級，強調下級對上級的絕對服從，帶有很強的儒家文化色彩，大大增強了軍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另外，針對當時清王朝軍紀敗壞，民間甚至有兵不如匪的情況，曾國藩在一開始就制定了嚴厲的軍紀，強調“嚴刑峻法”，並建立嚴密的稽查制度，明令湘軍禁止吸鴉片、賭博，一度連喝酒划拳都在禁止之列。

在吸取了武昌戰役的教訓以後，曾國藩在練新軍的時候，還特別注重了軍隊內部的團結。

如果一個團隊的力量不能集中到一起，就猶如一盤散沙，這個團隊自然也不會太出色。一個團隊只有團結到一起，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才會取得成功。

人心齊，泰山移。軍隊內部同樣需要團結一致。

所以，曾國藩常常苦口婆心地向士卒講說團結的重要性，告誡他們軍人要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當然，他也向士卒講說做人的道理，要他們勤於操練武藝，在國家危亡之時建功立業等思想，像他這樣對士卒進行系統的思想教育，在歷代的名將中也是少見的。

還有，曾國藩為湘軍規定的餉章與綠營軍相差極大，他認為良將精兵是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