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及旗幟。守城將士和代表們一起宣誓：抵抗到底，與城共存亡，決不撤退。7月中旬，中國紅十字會北京分會聯絡了協和、平大附中、同仁、道濟、婦嬰紅十字等醫院，騰出可容納數百人的病房和床位，做好一切收治前線傷員的準備。上述單位還與各使團醫官、婦女協會、青年會、國際婦女會、女青年會、基督教聯合會、救世軍、衛生局、戒毒所、銀行、新藥業等取得聯絡，採取共同行動救治傷員。北平城內的一些招待所，每日派人在德勝門至西直門之間巡邏，沿途查詢有無負傷官兵，一旦發現，立即接回救治。在“七·七”事變後的一段時間裡，僅崇文門外東大地第一收容所，就收治傷兵200餘人。

7月21日，平津國立院校教職員聯合會提出，為了支援前線抗戰，教職員工中，有月薪者，由各該單位制定捐助辦法，開展捐錢捐物活動。同時號召財源寬裕者實行特別捐。

北平從“七·七”事變到淪陷，歷時不到一個月。但北平市的各階層和各救亡團體，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支前工作，為保衛北平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都會，是“一·二八”事變的發生地。這個多年以來曾經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冒險家樂園的都市，人們對帝國主義有著刻骨仇恨。因此，在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後，抗日救亡運動更是如火如荼。

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新發展，首先表現為組織上的大聯合。在全國抗戰爆發前，上海就有“救國會”等各種名稱的抗日救亡團體。但由於國民政府奉行對日妥協政策，各條戰線上的救亡團體既不能聯合，又不能公開活動，因而其作用大受影響。全國抗戰爆發後，隨著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的改變，各抗日救亡團體紛紛公開，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上海地方組織透過它在各條戰線上的活動分子，將各種抗日救亡團體統一改組為“救亡協會”，並以“救亡協會”的名義領導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簡稱“文協”），這是上海最早由“救國會”改組為“救亡協會”的組織，由知名人士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張志讓等83人擔任理事。成立初時有團體會員73個，個人會員251人。團體會員中包括影響較大的“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上海戰時文藝協會”和“上海漫畫界救亡協會”等。

繼“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以後，9月12日又成立了“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簡稱“職協”），這是上海人數最多的抗日救亡組織。據成立的當天統計，團體會員有28個。其中包括了較有影響的“上海銀錢業業餘聯誼會”、“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工部局華員俱樂部”、“益友社”、“蟻社”、“精武體育會”、“海關同仁俱樂部”等。“職協”的成員不僅有店主、經理、工程師、工商業者，而且還有相當數量的店員和工人，社會成分廣泛，動員量較大。該會由沙千里任理事長。

此外，學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婦女界都成立了自己的救亡協會，這些協會都具有較為廣泛的社會基礎。

1937年7月22日，國民黨上海當局，邀集了一批社會名流，成立了“上海市抗敵後援會”（簡稱“後授會”），並透過政府明令該會是上海所有抗日救亡團體的最高組織，其它抗日救亡團體均需加入並隸屬於“後援會”。

因此，前述各抗日救亡協會成立後，在名義上都加入並隸屬於“後援會”，但在行動上，“救亡協會”和“後援會”仍各自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上海各抗日救亡團體實現了大聯合以後，高高地舉起抗日的旗幟，廣泛持久地開展抗日救亡鬥爭。

在淞滬會戰中，上海各抗日救亡團體都進行了大量的宣傳鼓動和支援前線的工作。僅“文協”就組織了30多個宣傳隊和40多個慰勞團，同時與“職協”、“學生抗敵後援會”等協作，向前線派出多個戰地服務團。1937年9月18日這一天，是“九·一八”事變6週年紀念日，“文協”等40多個抗日救亡團體，組織了3000多人的宣傳隊，上街開展聲勢浩大的抗日宣傳，要求政府抗戰到底，絕不中途妥協。

11月初，日本侵略軍的飛機炸死4名英國駐上海計程車兵，在英國駐上海的機構力犧牲者舉行葬札時，各救亡團體聯合組織了3000餘人的送葬隊伍，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堅持抗戰到底”的口號，同聲高唱抗日歌曲，慷慨激昂之情扣動人心，許多行人感動得為之落淚，不僅動員了群眾，而且爭得了國際輿論的同情。在眾多的抗日救亡團體中，有的專門設立了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