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給他，他一一握過手後轉身看了看我們住的這個小房間，看得很仔細。 這種擁擠狀況對他這一級別的幹部來說可能已經相當陌生了。他似乎由此覺得我境遇不好，便找了一個床邊坐下，關切地問：“你的事，我後來沒時間過問，現在一切還好嗎？” 說著他瞟了一眼範、王兩位老師，在猶豫要不要在他們面前談過去的事。 “我現在專心教書、寫書，算是回家了。”我順手指了指兩位老師，把重音放在“回家”兩字上，表示我們親如家人，儘管說。 車部長一笑，說：“我倒是幾次想起你最早對我說的話，能不能只搞清查，不搞運動。這不容易做到。我們黨，還沒有找到更好的辦法。” 我說：“事實又一次證明，這樣的運動一定會搞亂，甚至顛倒。” 車部長說：“顛倒只能一時，歷史終究是公正的。” 我說：“問題是通向公正的代價實在太大了。例如，我當時突然被清查，他們一定向您彙報過，一是我議論了毛主席，二是我給馬天水打了小報告。議論毛主席的事現在不用說了，可您知道不知道，那個小報告，是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 “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車部長有點吃驚。 “他們批評的物件，只不過是車間主任。” “車間主任？” “而且，信是從郵局寄的，誰也不認識馬天水和他的秘書。” “郵局寄的？” “我只是幫了一位殘疾人的忙，這算什麼小報告呢，居然一鬧兩年。”我說。 “嘣！”車部長一拳砸在床頭櫃上，還罵了一聲粗口，把範民聲、王家樂兩位老師嚇了一跳。本來我還想講講與這位殘疾人的關係、講講當年在洪水中以身體填堵堤堰決口如何凍僵、又如何被他用手掌搓暖的往事，見部長已經發怒，不再火上加油。 以後幾年，我經常接到湖南文化界的講學邀請，一次次去長沙。車部長一聽到訊息必定主動來看我，我們又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用十幾天時間為湖南戲劇界的朋友講完《戲劇審美心理學》和《現代藝術精神》，就告訴前來看我的車部長，嶽麓書院必須保護。 “嶽麓書院我去看過。是毛主席、蔡和森他們從事早期革命活動的地方，革命傳統紀念地。”他說。 我說：“其實那是我國曆史上一個重要的教育機構，朱熹在那裡講過學。我這次去，發覺那裡只說現代革命，不提朱熹他們……” “朱熹，是那個唯心主義哲學家吧？”車部長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就笑了：“對，先儲存，再評價。” 說完嶽麓書院，我又隨口提議這個省還有一些曾經被整慘了的老一代戲劇理論人才，應該發揮他們的作用，我舉了一位叫金式的先生和另一位姓唐而現在忘了名字的先生，作為例子。 幾天之後再一次見面，我又向他轉述了一位姓李的詩歌評論者告訴我的種種生平委屈，希望他能予以幫助。他在小本子上一筆一筆地記下了這位李先生的名字。 正說著，文化廳的朱靜民先生進來了，他看見車部長坐在我的房間裡已經很吃驚，沒想到車部長順著我們剛才的話題對朱靜民說：“我們湖南，再也不準任何人去整文化人了，不管以什麼理由！”朱靜民鬧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只顧點頭。 車部長突然轉過臉來看著我，放低聲音問：“那幫人還纏你嗎？”我說：“暫時沒有太大的動靜，只有一個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十分狼狽，連找一份工作都很困難了，在一家圖書館打雜，卻老是在外省的現代文學研究圈裡散佈一些謠言，說我曾被他清查，問題嚴重。讓他說吧，我才不理呢。” “你以後有什麼事情說不清楚了，找我！”車部長的這句話透露出一種軍人豪氣，洗刷掉了我心底對他的最後一層抱怨。  ＇返回目錄＇  
隱秘的河灣（16）
我在內心感謝之餘，卻也明白，身處現世，靠誰的保護都不管用。你看，從車部長開始，有多少長輩想保護我、為我說話啊，但都沒用。結果，陰錯陽差，他們還可能不經意地傷害了我。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去，真正能保護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選擇和文化選擇。那麼反過來，真正能傷害你的，也是一樣，自己的選擇。 長輩們無法真正地保護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們有發言權的那個災難未必還會重現。新的災難以什麼形態出現在什麼地方？完全不知道。 在學生們面前我也算長輩了，卻完全無法預見他們將會遇到什麼災難，因此也無法把他們，例如黃見好和黎奕強，保護好。 原以為渡過那隱秘的河灣後一切都會挺直、暢亮、歡快，其實根本不是。正像幸福是一種接力賽，災難也是一種接力賽，而且兩條跑道往往合在一起，不分彼此。我們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地給下一代講述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