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咱們國家搞計劃經濟的條件並不成熟，理由是什麼呢？”

沈榮儒很認真地問道。對於這個由張主任推薦給自己的關門弟子，他的興趣越來越大了。關於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爭論，在時下頗為時髦，馮嘯辰能夠說出幾句來，也並不奇怪。但馮嘯辰一張嘴就認為計劃經濟的條件不成熟，這可算是一個新觀點了，新到讓沈榮儒都覺得需要好好地聽一聽。

關於這個問題，馮嘯辰在前一世是曾經與一些學者討論過的，因此此時並不緊張，從容不迫地說道：

“計劃經濟的思想，源於馬克思。他提出這種思想的目的，在於希望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經濟中存在的兩大部類發展不相協調的矛盾，進而徹底消除週而復始的經濟危機。這種思想，經過列寧的實踐成為一種現實的國民經濟管理制度，並在蘇聯和我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得到了應用。

然而，無論是馬克思的設想，還是列寧的設想，計劃經濟都必須建立在純粹的公有制基礎上，因為唯有如此，才能保證各個經濟主體完全服從於計劃當局的排程，不會因為追求私利而干擾計劃的執行。從這個意義上說，公有制，而且是純而又純的公有制，是計劃經濟制度的基礎。”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允許多種經濟形式並存，破壞了這種基礎？”沈榮儒問道。

馮嘯辰搖搖頭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認為，即使是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也不曾存在過純粹的公有制。我們的整個國民經濟，是被分割成不同的層次，由數以萬計的地方和企業各自佔有的。”

沈榮儒琢磨了一下，笑道：“這個提法有點意思，莫非你認為只有讓國家把所有的權力都收到中央去，才能算是純粹的公有制嗎？”

“的確如此。”馮嘯辰道，“沈老師，我給您舉個例子。去年這個時候，我到明州省去處理過一個案子。這個案子很簡單，就是樂城市政府在暗地裡縱容，甚至是指使當地農民阻撓大乙烯專案的施工，以此要挾國家經委批准他們上馬一家電視機廠。

按照公有制經濟的假設，這種事情是完全不應該發生的，因為樂城乙烯是國家的專案，樂城市政府則是國家的一級政府，哪有自己拆自己臺的道理？可這樣的事情恰恰就發生了，而且類似的事情在各地區、各行業都並不新鮮。

我們平常總說生產資料是全民所有的，但事實上卻不是如此。樂城乙烯是國家經委的，樂城電視機廠則是樂城市政府的，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利益主體，它們之間不可能做到利益一致，而只能採取利益交換的方式來實現合作。

最終，國家經委不得不批准了樂城電視機廠的建設，這並不是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而是一種典型的市場經濟模式，因為雙方是透過利益交換來實現交易的。”

沈榮儒把馮嘯辰說的情況在心裡梳理了一下，總結道：“你的意思是不是可以這樣說，計劃經濟要求各個經濟主體是利益一致的，不存在討價還價的過程。而我們國家，當然，對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如此，各個地方或者各個企業都是有自己的利益要求的，他們在執行國家計劃的過程中，要和國家討價還價。這樣一來，這種經濟模式就不能算是計劃經濟了，而是具有了市場經濟的特點。”

“就是這個意思。”馮嘯辰道，“市場經濟是用錢作為交易的一般等價物，而我們體制內的討價還價，卻是用投資、原材料供應、領導的職務、職工的生產積極性等等作為一般等價物。你答應我的條件，我就好好幹活，讓你的計劃得以實現。你如果不答應我的條件，我就用各種方法磨洋工，讓你的計劃完成不了。

用錢作為一般等價物，好歹價值是明確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明碼標價。而用職務、生產積極性等等東西作為一般等價物，價值是模糊的。你答應了我的條件，我還可以繼續磨洋工，以便提出更多的條件。這樣一來，計劃經濟已經談不上了，市場經濟的優勢也無法發揮出來，這就是一種最糟糕的模式。”

“說得不錯啊！”沈榮儒面有喜色。馮嘯辰說的這些觀點，其實也是沈榮儒曾經思考過的。或許是因為受到舊思維的限制，也可能是因為他在潛意識裡還覺得計劃經濟是一個不可能劃掉的選項，他並沒有把這個問題想得如此透徹。馮嘯辰從一開始就認定計劃經濟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思路更為開放和大膽，倒是讓沈榮儒深受啟發。

“既然一個地區就是一個利益主體，一家企業也是一個利益主體，那麼就應當明確各個主體的責、權、利，想要獲得利益，就要承擔義務。一切交易都用貨幣來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