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第一軍在林虎的策動下，也通電投入了蔣介石的懷抱。緊接著，廣東的海軍在戴笠的艱苦努力勸說下幾乎與陸軍同時舉起了反陳濟棠的旗幟……

陳濟棠所有的實力在瞬間蕩然無存，這無疑把他逼入了絕境。於是，他在絕望和哀嘆中宣佈下野，並乘英國人的軍艦逃到了香港。

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見陳濟棠是如此的結果，明白僅靠自己的力量已無力挽回局面，不久向蔣介石表示歸順中央。

就這樣，“兩廣事變”在戴笠的精心策反下，不流血地解決了。

事後，蔣介石為此給了戴笠鉅額獎金，以表彰在開展反間活動中的有功人員。戴笠為此舉行了盛大的慶功大會，同時還搞了多種多樣的慶功活動。

三說“西安事變”。

一九三五年十月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蔣介石就急調在湖北境內“剿共”的東北軍星夜開往西北。並讓東北軍的張學良以“西北剿共副司令”的身份，指揮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以及胡宗南的中央軍共三十多萬部隊與紅軍作戰。戴笠為適應西北方面“剿共”的需要，迅速成立了特務處西北區，還相繼建立了榆林站、晉南站和太原站等省一級的組織。同時為了加強情報的傳遞速度，戴笠還下令在西安建立了無線電支臺，在西北各省的情報站建立了無線電分臺，還給三十多個在一線的特務情報組配了電臺。戴笠利用這情報電訊網路，要求手下的各級組織廣泛收集紅軍的軍事情報，重點監視和控制張學良手下具有抗日救國思想的高階將領以及楊虎城本人的活動。當時，戴笠憂慮的是擔心張、楊在西北地區聯起手來，一致要求抗日救國。如果出現這樣的局面，那就會完全打亂蔣介石再三強調的“剿共”大局。因此，戴笠多次指示西北區的各級特務情報組織，充分利用東北軍和西北軍中下級軍官之間的不和，挑撥兩軍關係，進一步擴大兩軍之間的裂痕。戴笠手下人員的煽風點火和挑撥離間，引起了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高度警覺。為了麻痺特務們的監視活動和避免蔣介石的懷疑，張學良和楊虎城商定“暗通明不通和上合作下不合作”的辦法。這辦法確實瞞過了戴笠手下的人也瞞過了戴笠，在已經出現了種種“異常”跡象的情況下，造成戴笠對張學良和楊虎城最終可能有的結果估計不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蔣介石以避五十大壽為名，先後來往於西安和濟南等地，與各方面的軍政大員進行會談，秘密部署在軍事上對紅軍的最後一擊。也就在蔣介石數次催逼東北軍和西北軍加緊對陝北紅軍的進攻時，戴笠得到了一份重要的情報：“根據西北區的緊急報告，張學良與陝北紅軍的某負責人正進行秘密接觸，具體內容不詳。”這是戴笠第一次得到關於張學良和楊虎城有“異動”的情報，為了摸清真相，他要特務處西北區區長江雄風火速查明張學良和楊虎城與紅軍接觸的情況。江雄風是浙江溫嶺人，黃埔軍校第二期畢業生。此時的江雄風已被胡宗南要去到中央第一軍工作，只是由於接替他的人還沒有到暫時還留在區長的位置上。不過戴笠的密令到後，江雄風還是很快進行了工作。緊接著報來的情報更使戴笠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據張學良身邊的親信說，張學良和楊虎城準備採取“兵諫”的方式，逼迫蔣介石停止“剿共”，並領導抗日。戴笠獲此情報後，立即親自飛報蔣介石。此時，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軍校洛陽分校，正準備飛往西安進行軍事部署。可是當戴笠把可能“兵諫”的緊急情報報給蔣介石後，蔣介石認為張學良素講忠義並對他蔣介石本人非常崇敬，張學良不可能出此異謀。蔣介石認定，戴笠提供的所謂“兵諫”的情報是謠傳。由於戴笠與張學良的私交不錯，也認為“兵諫”之說可能是來自於各別極端分子的企圖，也就沒有再在蔣介石面前多說什麼了。過後，那份關於“兵諫”的情報被丟到一邊沒有人理睬了。

可是“兵諫”最終還是發生了，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南京方面得知“西安事變”的訊息，是在事變發生的當天下午三點鐘。這訊息來自於駐守潼關的七十九師師長陳安寶，他來的電報上說：“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訊息不明。”這短短的十三個字，足以使整個中國驚愕了。時在上海的宋美齡在接到孔祥熙的電話後，是星夜趕回南京的。她到官邸後就找戴笠瞭解情況，而此時的戴笠對“西安事變”一無所知。戴笠接到西安方面確切訊息，已是事變後的第二天了。電報是在“西安事變”發生後，江雄風在潛逃的路上用西北區掌握的其它秘密電臺發來的，內容大意是：張、楊叛變，校長被扣，生死難料。過後，任憑戴笠如何向這秘密電臺連續不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