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佔緬甸後，將會著手收復馬來亞，，從而揮軍南下攻打新加坡。屆時，日軍勢必作戰到底。因此，我曾打算離開新加坡，到金馬侖高原種木薯、番薯和蔬菜，因為金馬侖不是英軍南下時的必經之道。我將提出證據，說明曾經到過檳城和金馬侖，兩個月後母親和弟弟也跟著去，以證實我的估計，也就是金馬侖是我們舉家遷居的最好的地方。然而有一天，日本憲兵對我的監視突然停止了。前後被監視了兩個月，真叫我心力交瘁。

由於缺乏需求，我不再製造膠水了。後來，我跟一個名叫劉友霖的上海人合夥搞生意。他大約三十五六歲，從事建築業，是個小承包商。他沒有合夥人。我能講日語，他不能。我們能夠從日本公司和駐紮在新加坡的日本部隊那裡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為了擴大我們同日本平民方面的接觸範圍，我們也跟一個叫做影山的合夥。他是一個日本平民，也是三十五六歲，是〃組合〃的僱員。由於日本船隻不斷被同盟國擊沉，商品越來越少，〃組合〃裡沒有什麼事可做，他便決定自行創業，充當日本大公司、軍部和本地供應商的中間人。他和我相輔相成。劉友霖有建築專長，而且跟我們所需要的二手承包商、木匠、石匠和砌磚工向來有聯絡。我們三人合作，生活過得相當不錯。

繼續做黑市生意

我繼續做黑市生意，凡是可以買賣的東西我都樂意充當經紀人。這些東西包括我上面說過的品目，如西藥、小件首飾、地皮、洋酒、密封的英國罐裝香菸。我搞得很成功，這是一種肯定不會虧本的生意。市面上每一種物品都供應不足，而且越來越少。高通脹意昧著物價永遠不會下跌。但是你必須有資本，才會富上加富。我籌到一些錢，而且很快地就累積了更多錢。我知道手上一有現款，就得把它轉換成比較具有永久價值的東西，要不然手上的錢很快就會貶值。為了急於把香蕉票換成財物，我繪自己買了一張大號的檯球桌。經過一番修補，再徐上清漆，換上綠色桌呢，墊平後安放在維多利亞街房子的樓上。1945年三四月，父母親的一個朋友遷出華廈的住房，建議我們租用。我們立刻把它租下。這一來，我便能夠把維多利亞街的房子用作搞生意和娛樂的場所了。說到搞生意，是因為這座房子隔壁，有一間用紅磚砌成的角頭店屋，專賣糕點和麵包。我們這些經紀人經常在這裡聚會，交換訊息，並商定交易。說到娛樂，卻是因為那張檯球桌就在這裡。這期間，我過的簡直是存在主義者的生活，每過一天，就意味著英軍的反攻又近了一天。這對本地人來說，卻是越來越危險了。可是日子總得過下去，大家依然如往常一般地生活。

到了1945年3月左右，數幹名身穿麻袋的爪哇勞工，像無主的孤魂，在新加坡街頭遊蕩，飽受飢寒交迫流離失所之苦。日本人當初強徵幾十萬爪哇人到泰國修築泰緬鐵路。到1944年末，由於英軍節節挺進，建築工事被迫放棄，他們再也沒有什麼用處了。日本人用火車把這些爪哇勞工送到新加坡。他們一到丹戎巴葛火車站，日本人便把他們放走，聽其自生自滅。日本人根本沒船把他們送回爪哇去。

這些勞工異常虛弱，而月被嚇得連向小販攤位拿點別人吃剩的東西也不敢。他們只能從垃圾桶裡找點腐爛的食物來吃，夜間則睡在人行道上，每天早晨市政局的垃圾車往往要收拾幾十具屍體。這是多麼難以想象的事。本地人對他們的處境很同情，卻無法伸出援助之手，因為自己也缺乏糧食。這年頭，每個人只顧自掃門前雪了。

同年9月，英國人重返新加坡時，發現還有80O0名骨瘦如柴的爪哇人流落在這裡。當年日本人總共從緬甸、馬來亞、爪哇和泰國強徵了27萬名苦力，送到泰國修築泰緬鐵路，到1944年8月就死了15萬人，佔總數的一半以上。流落在新加坡的80O0名爪哇勞工，在絕望中掙扎，隨時會倒斃街頭。當局不得不把他們從躺著的地方帶走，送到醫院接受緊急治療，幾個月後，他們才被遣送回爪哇。

同年5月，有關德國戰敗和投降的訊息傳來了。如今整個戰爭目標轉向日本。每個人都知道，日本戰敗只是時間問題而已。記得我在報道部工作時，編輯過緬甸戰役的新聞電訊。我很擔心老百姓將付出慘重的代價。這又有什麼辦法呢？對我來說，只要我嘗試離開新加坡，就會被日本憲兵抓去關起來並受盤問，所以我決定留下來。

1945年8月6日，突然間一顆新奇的炸彈在廣島上空爆炸。這個訊息只出現在8月l1日的《昭南新聞》上，而且是刊在報頭欄．內容是〃日本抗議廣島於上星期一被一種新式炸彈攻擊〃。可是，那些收聽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