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期望得到任何回報。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主席張夢生動員了總會的資源，並把車子借給我。他在馬來亞和新加坡兩地有一系列當店（許多當店是客家人開的），生意做得很成功，是我在歐思禮路的鄰居。我是總會的義務法律顧問。客家人是一個關係緊密的小社群，因此他們堅決支援我。新加坡零售酒商公會甚至允許我利用柏南街的會所作為競選總部。許多人來捐錢，有人送來一捆捆的白布，以便用作競選布條。他們不要求什麼好處或報酬，我也沒有什麼好處或報酬可以給他們。

我們遇到的一個後勤大問題是，怎樣找汽車載送選民到投票站。選民坐我們的汽車到投票站的話，會不好意思，只好投票支援我們的候選人。這個做法是由英國人引進來的，對富有的政黨有利，因為他們的支持者有汽車。我只靠各種個人關係弟妹、阿姨、客家鄰居以及韓瑞生和他的兄弟等朋友。投票日我讓金耀負責交通的安排。這是個艱鉅的任務：當天許多汽車從新加坡各地集中到歐思禮路來，亂成一團，然後前往柏南街總部，再按拉票人員的要求到丹戎巴葛四處接載選民。他得設法維持秩序並定下一個制度。他也說服一些汽油站接受他和我在黎覺與王律師館的書記簽名掛賬，因為朋友們打滿了汽油才把汽車借給我，我們得打滿汽油才把汽車還給他們。油錢由選舉基金支付。

這一切不光是為了我自己，林清祥和蒂凡那的選舉代理也向我要求撥汽車給他們用。來自教師公會的甘紹儀堅持要我撥30輛車子給蒂凡那。甘紹儀是個很不討人喜歡的人。4月21日，選舉結束三個星期後，芝寫了一封信給在英國的慶瑞，讓政治部攔截到，於是留在檔案裡。信件內容透過描述工會和華校生在拉票和分配車輛的活動中有所偏袒，生動地說明了他們實際上在替誰進行競選活動：

〃哈里的幫忙者、拉票人員、演講者是老實透頂的工人郵差、書記、店員、一個在牛車水擺食物攤的小販、印刷工友聯合會的主席等等。

〃投票日早上，蒂凡那犯了錯誤，他派甘紹儀到歐恩禮路38號來拿分給花拉公園的車子。我們的交通委員會花了很大的力氣，（從借給哈里的百多輛車子裡）找出能派到武吉知馬和花拉公園的車子，因為多數人（像我們對面的客家鄰居）是把車子借給李光耀本人，不是借給行動黨，所以他們堅決反對讓汽車開到丹戎巴葛以外的選區。因此得認真分配汽車，主人沒有意見的車子才派到其他地區。當分到花拉公園的汽車來遲時，粗魯的甘紹儀竟然厚顏無恥地大吵大鬧，非要車子不可。他以為自己是什麼人？〃

以最高票數當選

4月2日投票，我得到6029票，兩名對手分別獲得908票和780票，我以最高票數當選，跟對手的票差也最大。林清祥、阿末·依布拉欣和吳秋泉也當選。蒂凡那輸了，我心中的一塊大石頭放了下來，因為沒有蒂凡那的話，林清祥在純粹說英語的立法議院裡就不可能有效地發揮作用。林清祥英語說得不流利，原來可以靠蒂凡那幫他，現在只好靠我了。

這次選舉引起的最大沖擊，是進步黨一敗塗地，人們本來以為它會獲得最多議席。勞工陣線競選17席，贏得了10席，馬紹爾當上首席部長，連他自己也感到意外。行動黨競選4席贏得3席，其餘8個議席歸小政黨和獨立人士。進步黨只贏得競選的22席中的4席，民主黨贏得20席中的3席，但兩黨卻是錢最多，選舉工作人員也最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進步黨早在1947年便成立，成員只限於一小部分受英文教育的專業人士和一些在本地安家落戶的英國佬，如黎覺。黎覺像其他許多人一樣，也輸了，因為他們現在人數比〃說華語或方言的華人〃少得多。民主黨是1955年3月才成立的。當時中華總商會發現，在林德憲制下自動登記，許多說華語和說華族方言的選民會被納入選民名冊。大致說來，兩黨都代表中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上層，但一個屬於英國殖民地當權派，另一個不在掌權的圈子裡。民主黨成員是華族進出口商、零售商、店主、銀行家、樹膠業鉅子和錫業鉅子，生活過得不錯。他們是當時說華語或方言的傳統行會領袖，管理著自己出錢開辦的華校，擔任董事會成員。華族會館所設慈善醫院和其他福利組織也是由他們提供資金和管理的。他們以為選舉是他們升上掌權地位的機會，那會使他們生意做得更好。他們也相信自己能利用華校中學生的力量支援民主黨，因為華校中學生是他們的子弟，他們一直同情華校中學生捍衛華文教育的事業。

因此，進步黨和民主黨兩黨文化差距很大，無法調和。所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