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而是稅契的作用。《隋書，食貨志》曰：“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這是中國古代稅契制度的開始。“文券”就是在締約雙方繳納契稅時，官府加蓋官印的契約，後代叫做紅契、赤契或官契。元代陶宗儀曰：“紅契，買到者則其無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南宋李心傳曰：買賣田宅，“人多憚費，隱不告官：謂之白契。”可見契約的這一大變化是由稅契制產生引起的。所以要在契約上加蓋官印，主要是為了保證契稅的徵收。契約大約在宋元時期，又發生過第二次大的變化，就是契尾的產生。所以這樣，是由於紅契之制不易防止官僚吏員侵吞契稅，因之另創契尾之制。契尾就是納契稅的收據，元代叫做“稅給”，一契尾分大尾與坐尾兩聯，大尾為收據，坐尾為存根，以備查究，此法實行後，對防止官吏貪汙契稅起了一定的作用。從此後，官府規定，凡投稅者，“止鈴契紙，不連用契尾者”。違法。是紅契之後又多了一張契尾，一份合法的契約必須一契一尾。

在先秦的文獻中不見有契約錄文。兩漢的文獻有敘事摘引契約文字的情況，但比較簡單。如西漢初年，陸賈與五個兒子相約曰：“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月而更。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川西漢後期，沛郡有一豪富在病危時為遺令曰“悉以財屬女，但以一創與男，年五十以付之。”還有西漢神爵三年（前糾年）王褒寫的一篇遊戲文字《僮約》。這些資料雖不是契約的錄文，但都接近於當時的契約原件，很有參考價值。文獻中載有完整的契約錄文是宋朝以後的事。要有兩種情況：一為契約式樣，一為契約原文。契約式樣大約開始流傳於唐代後期。上述敦煌契約中有契約式樣多種就是證明。北宋太平興國八年，國家制定典賣契約式樣函Ｉ，作辦標準契約”，由地方官府刊印，叫做“官板契紙，或“印紙”。民間締約時，要向官府購買印紙，填寫後，再投稅印契。此種印紙製產生，對契約的規範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從此文獻中載錄契約式樣之事大增。代的《新編事文類要啟札青錢》，明代的《尺牘雙魚》和《萬寶全書》等，都載有各種契約，為民間書寫契約提供了方便，也為我們研究當時的契約形式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文獻載錄契約原文，主要見於“家譜”之記述族產、墓地部分中。但今天所見的家譜以清代修的為最多，明代的很少，元以前的已不易見到。因之其中所載契約也較晚，福建晉江縣陳埭丁氏的家譜修於清道光時，中錄元代契約資料八件，這確是一批難得的資料。八仵資料分為三組，第一組為至元二年“勁年）買花園房地用的“問帳”、“公據”、“官契”和“稅給”，共四張。二組為至正二十六年“勁年）賣花園山地用的“問帳”、“公據”和“官契”，共三張，缺稅給。三組只有一張，為至正二十七年賣荔枝園及山地的“官契”日Ｌ大多數家譜中所載契約都很晚，屬於明後期的不多。

扎西多吉的孫子聽完扎西多吉的話，再次深思起來，這一次想了很久才緩緩說道：“爺爺，我現在明白那個姐姐的話了，因為不管你要做什麼事情，涉及到的東西都很多，就好比是考古一樣，我們需要學習的就有鑑定，還有文字等等，雖然我很容易記得以前別人考古出來的事實和東西，但是真正如果遇到別人都沒有考察出來的東西，那麼我也沒有辦法的”。

扎西多吉點點頭，語重心長的說道：“孩子，你說得沒有錯，所以爺爺才讓你現在好好的學習，就算將來你要走這一條路，也要走得最好，這樣才對得起李主席，如果你只是一個普通的人，我想李主席也不會和你說那麼多的東西的，不光是你李主席叔叔，還有文兵叔叔，每個人都很看好你，你可千萬不要讓大家失望啊！”扎西多吉的孫子聽完扎西多吉的話，點點頭堅定的說道：“爺爺，你放心吧！雖然我現在不喜歡老師教的那些東西，但是我現在明白了學習它們的重要性，那麼現在我就不會放棄的，我一定要學得很好，將來才可以在考古事業上面做出一個偉大的貢獻，這樣我就可以告訴李主席叔叔，我是一個有用的人”。

扎西多吉點點頭，嘴上沒有說，但是心裡面卻嘆道：“傻孩子，等那麼多年以後，也不知道你這位李主席叔叔是不是還記得你啊！就算還記得你，有過你這樣的一個小孩子和他認識，我想那個時候你也找不到他了吧！今天從他的神色裡面就可以看出來，其實他也不想在那個位置上面的，只是沒有辦法啊！”

生活就彷彿是一個劇本，而你就是導演，同時你也是一個主演，只是要看你怎麼去演出這一部電視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