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地喝茶抽菸。阿里安娜航空公司原本有八架波音

飛機，其中七架已被導彈和迫擊炮擊毀，這趟從迪拜到喀布林的航程雖說只有兩小時四十五分鐘，卻是唯一能給飛行員們增加一點寶貴飛行時間的機會。

摩頓森的位子在機艙正中間，自打飛機離開迪拜，每兩分鐘就有一位不同的空姐跑過來，給他的塑膠杯續滿可樂。他把鼻子貼在磨損的窗戶上，仔細研究著下方這個經常進入他夢境的國家——阿富汗。

飛機由南往北飛往喀布林。當值飛行員從廣播裡宣佈他們正經過坎大哈上空，摩頓森坐直了身，讓壞掉的椅背豎直，想仔細看看前塔利班政權的老巢。但隔著一萬米的高差，他只能看到一條公路橫亙於棕色山麓間的廣闊平原上，還有幾個像是建築物的影子。也許，這就是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說阿富汗缺乏適合的攻擊物件的原因。

但美國的導彈，無論是智慧型還是笨蛋型，已經像狂雨一樣落在這片焦土上。摩頓森在地下室的電腦上瀏覽過一些照片——美國士兵攻佔了塔利班最高領導人奧馬爾位於坎大哈的家，他們坐在他那

張華麗的巴伐利亞風格大床上，展示他們從床底下找到的鋼製櫃子，裡面裝滿了一疊疊的百元美鈔。

一開始摩頓森也贊成攻打阿富汗，但他很快讀到了民眾死傷不斷增加的報道，加上從電話中聽到阿富汗難民營無辜兒童的死亡數字，他的態度開始轉變。中亞協會在難民營的工作人員告訴他，由於美軍集束炸彈的黃色莢艙和美國人道主義飛機投擲的黃色食品罐很像，孩子們經常誤以為是食品罐而在撿拾時被炸死。

“為什麼五角大樓的官員能給我們基地組織、塔利班成員的具體死亡人數，卻對民眾傷亡情況一問三不知？”摩頓森在　2001年　12月　8日寫了封信給《華盛頓郵報》。“更讓人害怕的是，在拉姆斯菲爾德主持的記者招待會上，媒體們連這個問題都不肯問。　”

每天凌晨兩點，摩頓森就會醒過來，一動不動地躺在塔拉身邊，努力把無辜死傷民眾的影像從腦子裡抹去，試著讓自己再回到睡夢中。但黑暗中，孩子們的臉龐漸漸清晰，逼他不得不起床到地下室，

打電話到巴基斯坦瞭解最新情況。透過巴基斯坦軍中的朋友，他得知毛拉·扎耶夫，那位曾跟他在萬豪酒店喝過茶的塔利班大使已被美軍逮捕，戴上頭套、手銬，送進了古巴豬玀灣的境外監獄。

“那年冬天，每次拆信就好像玩俄羅斯輪盤賭。　”摩頓森說，“幾封鼓勵的信和一些捐款之後，接下來的信必定會說上帝一定會讓幫助穆斯林的我死得很痛苦。　”摩頓森採取了一些保護家人的措施，並重新申請了不對外公開的電話號碼。郵差知道了這些威脅信件後，開始把沒寫寄信人地址的信過濾出來交給聯邦調查局，因為當時大家都擔心炭疽郵包。

給予摩頓森最大鼓勵的信，來自西雅圖的年長慈善家佩慈·柯林斯，她多年來經常給中亞協會捐款。來信中寫道：

“我還記得二次大戰時同樣的愚行。那時候我們也仇恨所有日本人，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就把他們關起來。這些可怕的仇恨信件更應該激勵你站起來，告訴美國人你所認識的穆斯林。你代表的正是美國人的善良和勇氣。起來，不要害怕，去傳播你的和平訊息，這是最好的機會。　”

雖然心繫遠在半個地球外的世界，摩頓森還是按柯林斯的建議，安排各種演講，舉辦能夠聚集民眾的各項活動。從十二月到一月，他克服面對廣大群眾時的緊張，在西雅圖“極致體驗”旗艦店、明尼阿波利斯的贊助活動上、蒙大拿的全州圖書館員會議上，還有曼哈頓的“探險傢俱樂部”進行演講。

但到場人數並不多。在波茲曼南部“大天空滑雪區”的私人俱樂部裡，摩頓森走進狹小的地下室，儘管壁爐旁擺滿了椅子，卻只有六個人等著聽他演講。

摩頓森注意到有位三十多歲的美麗女子蜷在扶椅上，格外專心地聆聽他的演說。演講結束後，摩頓森正在卷投影屏，女子走上前來自我介紹。“我叫瑪麗·波諾，確切地說是國會眾議員瑪麗·波諾，我代表棕櫚泉的共和黨黨員。你這一個小時的演講讓我學到的東西，比我在國會山莊聽過的所有簡報加起來還多。我們安排你到那裡去演講。　”波諾把她的名片遞給摩頓森，請他在國會新會期開始後打電話給她，到時候可以安排他到華盛頓進行演講。

又換了一位飛行員，波音　727開始朝一片高山環繞的沙塵盆地俯衝，那裡就是喀布林機場。緊張的空姐們開始禱告，祈求安拉讓她們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