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理論來解釋更容易看出紅豬創作的與眾不同處。

女性和同性戀在主流話語裡一直都只居於從屬地位，所謂“邊緣人”是也。“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裳”“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閹人禍國”之類的道德/價值判斷在金古溫梁蕭的小說中比比皆是：李尋歡把未婚妻林詩音讓給龍嘯雲的道德自虐，《笑傲江湖》裡對閹人和同性戀的仇視。在主流武俠小說的創作中聽不到多少女性和同性戀的聲音。因為經典的武俠小說主要都創作於六七十年代，那時候歐美的女權運動，同性戀爭取生存空間的種種努力在亞洲都還沒能感受到。

事實上選擇太監作為小說的主角已經是對儒教傳統的一種顛覆了，背景即使還在（科舉，武舉，健全的官僚制度），和主流話語的距離也已經拉開。因為主角是太監，就註定了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評價只能是諷刺性的。（當然，被父權社會意識形態控制的女作家也會寫很多受虐狂式的作品，這是另外的故事，再說就離題萬里了。）修身齊家已經是不可能的了，辟邪有治國平天下的夢想嗎？他還要繼承老閻王的遺志嗎？繼承了又如何？現在殘缺版的《慶熹》讓我感受到的辟邪只是為了生存而生存，他並沒有一個兼濟天下的雄心壯志，和匈奴浴血奮戰也不只是為了保土安民，人物的行為動機其實是模糊的，一開始提出的復仇不足以解釋辟邪全部的行為，也不足以說明七寶太監埋下他這粒種子的意圖。

女性或者邊緣人敘事的特徵重在揭示人物內心的發展和自我身份的確立，而非對主流話語的重複確認（郭靖，楊過，陳家洛式的英雄都在重複“兼濟天下”或者“治國平天下”這樣的敘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