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而霸王之事逝其遠矣！樂毅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拔城而業乖也！……樂毅之不圖二城，未可量也！”

我們得說，夏侯玄的分析完全切中燕國實際。

但是，夏侯玄的評論卻比燕昭王與樂毅更為迂闊。夏侯玄之迂闊，在於將燕國攻齊說成一開始就很明確的彰顯王道的義兵，且將其抬高到不是以利害為目標的道義戰爭而大加頌揚，“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甚至，夏侯玄將圍城不攻也說成是為了“申齊士之志”的善容之德。

歷史的事實是：燕昭王奮發圖強的初始動機，只是為了復仇。樂毅後來對燕惠王的書簡已經明說了：“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後來的燕惠王也說：“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動。”絲毫沒有一句論及，破齊是為了推行先王之義。唯其如此，樂毅破齊初期並沒有推行不切實際的王道德政，而是毫不留情地大破齊軍數十萬、攻下齊國全部城池、搶掠了齊國全部府庫的全部物資財富。應該說，這是強力戰爭所遵循的必然規律，無可厚非。可是，在戰爭順利進展的情勢下，燕國的對齊方略忽然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就是以即墨莒城兩座城池的死命抵抗為契機，燕國忽然在齊國採取了與開始大相徑庭的王道德政。這種王道德政，能在齊國推行五年之久而沒有變化，與其說是樂毅的自覺主張，毋寧說是燕國王族的王道理念舊病復發，燕昭王又有了要做天下聖王的大夢所致。因為，沒有燕昭王的支援甚至決策，作為一個戰國時代著名的統帥，很難設想樂毅會自覺自願地推行一種與實際情勢極為遙遠的迂腐德政。樂毅在對燕惠王回書中回顧了攻齊之戰，說得最多的是攻伐過程與如何在齊國獲得了大量財富並如何運回了燕國，對於五年王道化齊，卻幾乎沒有說一句話。假若是樂毅力主燕惠王推行王道，樂毅能不置可否麼？同樣一個令人深刻懷疑的事實是：在燕惠王罕見致歉的情況下，樂毅為什麼堅決不回燕國？合理的答案只能是，樂毅對燕國迂政傳統的危害的認識至為清醒，明知無力改變而不願意做無謂的犧牲。

不以戰爭規則解決戰爭問題，而以迂闊遼遠的王道解決殘酷的戰場爭端，不但加倍顯示出自己前期殺人攻城劫掠財富的殘酷，而且加倍顯示出此時推行王道的虛偽不可信。這既是齊國人必然不可能接受的原因，也是燕國迂政用兵必然失敗的原因。相比於秦國的鮮明自覺的兵爭戰略，這種迂政之兵更顯得荒誕不經。

再說燕國的對趙之迂。

整個戰國時代，燕國邦交的焦點大多是對趙事端。也就是說，除了燕昭王對齊國復仇時期，燕國的邦交軸心始終是對趙之戰。燕國糾纏挑釁趙國之危害。幾乎當時所有在燕國的有識之士都剖析過反對過。但是，燕國的對趙挑釁卻始終沒有改變，這實在也是燕國曆史的最大謎團之一。邦交大師蘇秦最先提出了燕國對趙之錯誤，其後，蘇代也以“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寓言故事再度強調燕國對趙之錯誤。應該說，蘇氏兄弟時期，燕國君主還是有所剋制的，幾次燕趙之戰都因聽從勸諫而避免，燕國地位因此而改善。可是，燕惠王之後，燕國對趙方略又回到了老路。沒有任何理論理念支撐，就是死死咬住趙國不放。整個燕王喜時期，燕國政局的全部核心就是挑釁趙國。昌國君樂閒反對過，為此被迫逃離燕國。大夫將渠反對過，被燕王一腳踢翻。燕國只有一個名臣支援了燕國攻趙，這就是晚年的劇辛，結果是劇辛在戰場被趙軍殺死。若非趙國晚期是昏君趙遷在位，只怕名將李牧早滅了燕國。

歷史形成的基本謎團，其根源往往在於我們已經無法理解當事者的思維方式。

分明是害大於利，燕國還是要對趙國長期作戰，為什麼？

具體原因固然複雜多樣，譬如秦國間離燕趙，暗中支援燕國與趙國為敵，從而達到削弱強大趙國的目的，就是一個重要原因。可是，歷史邏輯展現出的根源卻只有一條：燕國以天子號老貴族自居，對這個後來崛起的強大鄰國抱有強烈的嫉妒與蔑視，必欲使其陷於困境而後快。只能說，這是王道迂政之風在最後的變形而已。

王道政治傳統，曾經在秦國也有深厚的根基，但結果卻截然不同。

秦穆公之世任用百里奚治國，使秦國成為春秋霸主之一。由此，王道治國在秦國成為不能違背的傳統。直到秦孝公的《求賢令》，依然遵奉秦穆公，明確表示要“修穆公之政令”。《商君書·更法》記載的秦國關於變法決策的論戰，當時的執政大臣甘龍、杜摯反對的立足點很明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