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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留意，秦之典則禮儀雖細，然也不可能事事定則。譬如這大臣口稱“昧死以奏”，便不是禮儀典則所定。然若依著“尊上抑下”的典則精神，臣下自己要在言事時，或加上彰顯忠心之詞，或加上勇於任事之詞，典則禮儀自是不能禁止。也就是說，臣下自甘卑下奉迎，有利於鞏固皇權，法度禮儀不會禁止。後來，諸多臣下起而仿效，奏章之首多稱“昧死以奏”以為表白，遂使後世學人多以為臣稱“昧死”乃秦時訂立制度使然。此間誤會，何其深也！延續唐宋之後，諸多儒臣奴性大肆氾濫，以至有人整日唸叨“臣罪當誅兮，皇帝聖明！”顯然，這是事實存在的一種自虐，然卻絕非制度所立。此乃後話。

目下的王綰與眾博士口稱昧死，可謂既表惶恐，又表忠心，亦表無所畏懼。就其本意，無疑與“斗膽直言”之類的表白相近，也許本無他意。然在質樸厚重的秦國朝會上，大臣言事，歷來極少這種自我表白，有事說事罷了。如今老丞相慷慨發端，一大片博士慷慨相隨，人人昂昂高呼昧死以奏，大臣們如何不怦然心動？

“臣，通武侯王賁有奏。”

一聲渾厚而沉穩的宣示，大殿中立刻肅靜下來。誰都知道，王翦王賁父子連滅五國，在新朝具有無與倫比的分量。更有一點，父子兩人都是寡言之人，朝會極少開口，開口則絕不中途退縮。當此之時，這王賁挺身而出，定然大事無疑。舉殿肅然之間，只見王賁前出兩步，捧著一卷竹簡高聲道：“臣與關內侯尉繚聯具奏對，請行郡縣之治，今呈上奏章。”殿前御史接過竹簡，王賁坐回了班次。見如此兩位重臣與丞相大相徑庭，主張郡縣制，群臣這才稍見清醒，不再急於附議，一時方安靜了下來。

“老臣有奏……”王綰再度慷慨奏對。

“朕有決斷。”皇帝卻開口了，打斷了王綰。嬴政第一次使用這個拗口的字，顯得有些生硬，也滲出幾分冷冰冰的氣息，“丞相、博士宮、通武侯、關內侯，各有奏章，且主張已明，當下議決，未免倉促。朕之決斷：發下今日三則奏章，各官署集本部官吏議之，或釀成共識，或兩分亦可。旬日之後，朝會一體決之。散朝。”說罷，皇帝徑自走了，朝會也就散了。

旬日之間，咸陽各官署及治情已經穩定的郡縣官署，都開始了哄哄然的議政。

議政決事，既是秦國之傳統，又是秦國之法度，並非散漫議論。春秋戰國之世，尚大體延續著古老的三代議事傳統，列國都不同程度地實施著一種大事須交群臣公議的決策法則。戰國動盪多戰，決事力求快速高效，公議制不可避免地有所淡化，然卻沒有從制度意義上消失，在事實上也經常見諸各國。就秦國而言，大事交付公議多見於史料記載：秦穆公合大夫而謀政，秦孝公廷議變法，秦惠王議伐巴蜀，秦昭王議殺白起，秦王政議逐客、議破四國合縱、議禪繼、議帝號等等等等。也就是說，雖然戰時決事需要快捷，尋常軍國大事皆由君主與相關重臣立決立斷，但關涉根本的長策大略，還是很看重公議決斷的。

議政作為一種制度，其實施流程表現為：某臣動議（顯而易見的實際大事，不需動議也可由君主發動公議）——君主發其上書於各官署下令議之——各署得將議決對策正式呈報君主——君主集重臣或全體大臣最終議決。若群臣所議一致，君主也見識無二，則君主可不行朝會而決斷；若群臣對策不一，則君主必得行朝會決斷，而不能獨斷。此，議事制度之根本也。譬如目下諸侯制與郡縣制之爭，既是國家根本長策之爭，又是最具權力的兩方重臣之爭，牽涉既廣，利害且深，皇帝自不能當場獨斷，發下群臣公議，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穩妥方式。此等議事制度，是華夏族群在艱難生存中群策群力之遺風，彌足珍貴。然則，這一議事制很快就消失了。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件並不如何矚目，然卻影響深遠的大事。不久之後，我們將目睹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

嬴政深感朝會之出乎意料，散朝後立即召進李斯王賁會商。

李斯說，博士宮聯具請行封建，意料之中不足為奇。戰國末世改制，若沒有諸侯制聲音，反倒是怪事了。而老丞相王綰不事先知會，而突兀力主諸侯制，才是真正的棘手。王賁說，老丞相歷來與聞決策，該當明白君上圖治趨向，今突兀轉向諸侯制，完全可能引發大局動盪生變。王賁深表贊同，補充說，此等動盪與其說遲滯郡縣制推行，毋寧說為天下復辟者反對郡縣制立下了一個新的根基，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