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還是不得不鼓起勇氣掙脫猶豫和掙扎。即使我是真的不知道該怎樣講述接下去的一切，那些打破了了十七年來價值觀的真相。

是的，我只有十七歲，還處在所謂的理想年代，曾經相信真實相信正義，以為光與暗的界限尤為鮮明，卻沒料到自己在不知不覺中也捲入了那樁不光彩的往事。

遠處的大海仍在月色下翻滾，閃爍著的碎光彷彿海怪的鱗片，慢悠悠地張開，但在風吹過時又‘嗚’得一聲齊刷刷收緊。船燈在海面上織出一張巨網，連線著岸上的燈光，從海面路過沙灘與祭典，再一路攀爬上山坡，就好像海怪的腳印。

這讓我想起了曾在幸村家見過的他的畫。和儲存在學校畫室裡的那些不同，幸村不輕易向外人展示的私人作品裡沒有盛開的鮮花，斑駁的樹影，死板的靜物，認識或不認識的微笑人像，而是充滿令人不安的壓抑和惶恐。比如漆黑無邊的大海，滿是窟窿的巖壁，被鎖鏈纏繞的竹林，沙地上□的足踝，還有手捂住臉，像是在尖叫或哭泣的黑衣怪人。

有些是瑰麗的油畫，有些則只是簡單的線稿，像是匆忙畫就。

“都是國三那年手術前後畫的。”

幸村大方地把畫板翻過來給我看，油畫布或畫紙背面清清楚楚標註了日期——果然分佈在他幾年前那次手術前的靜養和術後康復的階段。

“那時候心情真是糟透了。上手術檯前擔心不能活著下來，活過來了後卻還是不能運動，不能打球，出門時必須有護士跟著，回學校看見的只有別人憐憫的眼神。有這麼段時間我是真的感覺自己廢了，雖然嘴上還堅持說要回到球場全國制霸，但事實上，後來的失敗，當初就已經預見了。剛出院的我，走路無法堅持四十分鐘以上，偷偷跑去家附近的球場試球拍，卻發現自己甚至沒法把球打得遠過普通的國小生。我逐漸發現，我唯一捏得動的似乎就只剩下畫筆了，所以只好一個人回家偷偷地畫，像發洩似的畫一些瘋狂古怪的東西，簡直就像發明了一種只有自己看得懂的圖畫文字。畫好就再把它們藏起來，也不敢讓父母看見，否則難免會被擔心我的他們送去心理醫生那兒談話。直到後來的某一天，我又一個人在球場邊上的角落坐了很久，最後居然睡著了，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黑透。我一個人走回家，那時候路上已經沒什麼人了，我吹了會兒冷風，腦子裡開始慢慢清醒。我開始擔心父母是不是在為我的晚歸著急，我也擔心自己會不會又在半路暈倒，但這些擔心很快又被別的東西替代了——我開始觀察周圍的街景，天是墨藍的，沒有月光，住宅區的燈都亮著，裡面的人或許正在看電視。一切都和我在鬼門關走了一趟前沒什麼兩樣。我這才發現，我喪氣也好，廢了也好，甚至賭氣去自殺之類的也好，再怎麼折騰地球還是照樣轉，沒什麼會因此改變，想通了這些，心境才慢慢平靜了下來。從那時候我開始明白，有很多時候，不是我們選擇了命運，是命運選擇了我們，而我們能做的只有勇敢地接受。”

難得多話的演講者從畫板裡抽出一塊給我看，問我：“柳生，看得出這是什麼嗎？”

“海<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reads();</script>。”我言簡意駭地回答。

黑藍夾雜的晦暗色彩，雜亂分佈著微小的光點，畫面深邃得彷彿會把人吸進去。

“再看看，這些呢？”幸村不滿意，又指了指那些光點。

“船燈，反光，之類的。”

他狡黠地笑了，“說錯了，”幸村說：“這些是海怪的眼睛，他們潛伏在海水之下，偷窺凡人的世界，卻只看自己想看的那部分。”

它們永遠只是旁觀者，它們以為自己看見了真實。

或許我可以省去面對藤川時那些時而停頓，時而磕磕絆絆的講述方式，來用一種更簡潔的方式，為我的讀者講述這最後的一段故事。事實就是，我遇見了矢部先生，卻發現曾經的政客不僅喪失了光鮮的外表，連處事不亂的氣度都已經消失不少。但好歹，在對我這個不知情者做記憶補充的那幾十分鐘裡，他還是多少控制了情緒，沒有直接把我掐死在東京近郊。

“真希望你也能經歷這一切，我指香織的那部分。”他只是平靜又惡毒地詛咒道。

我理解他。彌留之際又心懷怨恨，在這種心境下的口不擇言，我沒有絲毫必要去責備。

而這一切可以從麻生告訴我的那部分故事結尾開始——

那一年，麻生的哥哥被接回藤澤養病。對於已經搬往橫濱的我而言，說不知情也無可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