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一吸，則鳴而疾入，斯裂吾匈，嗟乎，特人耳，而欲求誠，抑何愚矣！傷哉！”

《默》則是刻畫牧師伊革那支毀滅愛的兇惡形象。他“為牧師酷，為父兇，緣此罪障，乃不能自保其骨肉。”他帶著冰冷的心，逼死了自己的女兒威羅，妻子也因女兒的夭亡而悲痛得性情變態，成了一個沉默的人。牧師從此處處碰到沉默的報復，以致於瘋狂。這是一篇表現摧殘“愛”而導致“默”、導致死寂和滅亡的哲理性小說。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魯迅把介紹外國進步文學作品當作一種精神武器，期望它們能夠有助於打破無聲的中國那種令人窒息的沉寂。

（選自《魯迅傳》林非　劉再復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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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前後（1）

1909年6月，魯迅告別了日本。這位在人生路途上已經度過了二十八個春秋的留學生，此時，彷彿也告別了可以任理想馳騁的青春時代。

魯迅的歸國，不是因為祖國瞭解他的赤子抱負而召喚他回來的，而是因為在日本立教大學讀書的二弟結婚，家用開支太大，母親需要他挑起家庭的經濟負擔。就這樣，他剛剛振翅起飛的文學救國的理想，迫於令人惶悚的生計而不得不暫時收起美麗的羽翼了。

他踏上國土的時候，儘管清王朝的末日已經不遠了，但它畢竟還存在著。那個愚昧、落後、保守的象徵——驢尾似的長辮，依然拖在男人們的腦後。沒有辮子的人，在那時的許多人眼裡，仍然是一種怪物。

魯迅的辮子早已留在日本作了紀念物：一半送給客店裡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為了避免意外的麻煩，魯迅一到上海，和其他留學生一樣，先去裝條假辮子。那時上海有一個專門裝假辮的名師，留學生們早已聞其大名。雖然他裝一個假辮要收大洋四元未免過於昂貴，然而確實裝得巧妙，不是仔細察看，是看不出岔子的。但是，戴著這樣的假辮在人群裡行走卻要時時提防被擠掉或擠歪。魯迅拖著假辮子回到故鄉，他的母親倒沒說什麼，然而旁人一見面，便帶著懷疑的眼光首先研究這辮子，待到知道是假的，就冷笑一聲，心裡在說：“這是要被殺頭的！”有一位本家甚至準備去告官，只是因為擔心革命黨的造反也許會成功，才打消了這個念頭。魯迅這才知道缺少一條辮子還要招惹許多難聽的辱罵，小則說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那時捉住姦夫，總是首先剪去他的辮子的；大則指為“裡通外國”。魯迅對此十分憤慨。他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路上走，大約未必至於這樣受苦，而缺少一條辮子卻要受到社會上這樣的侮辱，多麼愚昧，多麼可憐啊！

魯迅回國不到兩個月，就去杭州的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當教員。那時候，比魯迅早些回國的許壽裳正在這個學校任學監（教務長），因此，便由他介紹給學堂的監督（校長）沈鈞儒。這個學堂在當時是中國少有的規模宏大的新學堂，從1906年開始，它在杭州舊貢院的地基上建設，直到1908年才建成。學堂從建築的樣式到課程的設定都仿照日本師範學校。這個學校的教員有的是從外國聘請的，不少是留日學生。由於他們受到過資產階級新思潮的薰陶，所以給學校帶來了一些*空氣。魯迅在這個學堂裡擔任初級師範的化學教員和優級師範的生理衛生學教員。這個學堂的一些課程還聘請了日本教師擔任，他們的講義和上課時的講解都需要翻譯，因此，魯迅又兼任生物學科的翻譯。

教師的生活開始了。儘管他熱愛文學，並且期望用它來振奮同胞們的精神，然而冷酷的現實並不尊重和珍惜他的抱負，倒是無情地逼迫著他為謀生而消耗著寶貴的時光和才華。魯迅沒有力量扭轉眼前的命運，他只能面對嚴峻的現實，把對文學的酷愛深藏在心底。生活好像是在故意捉弄人，它把魯迅又拉回到已經告別過的生活道路上——他不得不重新把丟下的自然科學重新拾了起來。

然而，魯迅是嚴肅而認真地從事著教學工作的。因為他知道教師的職業是神聖的，是可以同醫治國民精神這一偉大目標結合起來的。他十分認真地翻譯、講課、編寫講義。那時，白話文尚未流行，魯迅用文言文編寫講義，不僅文字優美，內容充實，而且注意介紹最新科學知識，例如他的生理學講義，在講到肌肉組織的化學組成時，就介紹了德國著名的生理學家庫恩首先從肌纖維中發現了特有的肌球蛋白。在提到唾液素對澱粉的作用時，他又根據最新的研究成果向學生們指出，過去的專家學者們都以為唾液素對澱粉的作用，是使澱粉變成為糊精和糖。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