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內地，還有約78萬日軍駐在中國東北。因美國潛艇的有效封鎖，這些日軍已無法撤退。

日本帝國海軍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中途島海戰等重大戰役中，日軍的作戰指揮錯誤百出。在航母已被證明在太平洋海戰中極其重要之後，許多日本海軍將領在山本五十六死後竟偏愛起戰列艦來，仍想尋找機會打第二次對馬海戰。1944年萊特灣海戰和更具象徵性的“大和”號戰列艦的自殺性出航，都暴露出這種弱點。日本潛艇配有威力強大的魚雷，卻被十分錯誤地用於為作戰艦隊擔任警戒或向被圍困的島嶼運送補給，而不是用於切斷敵人的海上交通線。雖然日本比英國更加依賴原料進口，其海軍卻不去保護本國的商船隊。在護航技術、反潛技術、護航航母和反潛艦群的發展方面也相當落後。在1941—1943年間，由於過分迷戀戰列艦，日本海軍把資源用於建造“大和”級巨型戰艦，卻沒有建造一艘護航驅逐艦。在此期間，美國則建造了331艘。日本在情報蒐集、密碼技術及破譯技術等方面也不如敵國。所有這一切對維持“大東亞共榮圈”所起的作用，就像德國人所犯的錯誤對維持“千年帝國”所起的作用一樣。

顯而易見，人們還無法找出這些失誤的原因，因此也就無法分析如軸心國不犯那些錯誤會產生什麼結果。但是，除非同盟國也犯下同樣嚴重的戰略與政治錯誤，否則，從長遠看它們靠生產能力上的優勢就能取勝。毫無疑問，假如1941年12月德軍成功地佔領莫斯科，這對蘇軍的作戰能力（和斯大林政權）肯定會造成嚴重損害。但是，當蘇聯人民得知他們唯一的前途是被處死時，在東方數千英里的地方仍有強大的生產與軍事後備力量的情況下，他們還會投降嗎？“巴巴羅沙”行動使蘇聯經濟損失巨大（煤產量下降57％，生鐵產量下降68％）。但是，還應看到，蘇聯1941年生產的飛機比德國多4　000架，1942年多一萬架。並且蘇聯是在一條戰線作戰，而德國是三線作戰。憑藉兵力、坦克、火炮、飛機日益增大的數量優勢，從戰爭的第二年起紅軍事實上就能承受5∶1～6∶1的損失（儘管己方部隊傷亡很大），以及擊退兵力日衰的德軍。到1945年初，僅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線，“蘇軍的力量就已佔壓倒優勢，在兵力上5倍於敵，裝甲車輛5倍於敵，火炮和飛機方面分別是7倍多和17倍”。

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是，在法國的英美聯軍幾個月前就佔“很大優勢（坦克為20∶1，飛機是25∶1）的情況下”，德軍竟打了很多漂亮仗，並堅持了很長時間。甚至到1944年底（就像在1918年9月一樣），德軍仍然佔領著比本國疆土在戰爭爆發時大得多的地區。對於這一問題，軍事史學家的回答幾乎如出一轍：德軍的作戰理論強調在戰場上靈活機動和分散決策，這比英軍謹小慎微、墨守成規的戰術，蘇軍不計傷亡、全線出擊的進攻，以及美軍熱情有餘而謀略不足的推進，要高明得多；德軍諸兵種協同作戰的經驗比任何敵手都豐富；德軍參謀人員和軍士的技能與訓練素質非常之高，即使到戰爭的最後一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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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3）

但是，我們現在對德軍作戰表現的讚揚（關於這種讚揚的書似乎比比皆是），不應掩蓋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柏林和東京一樣，將自己的手伸得過長。1943年11月，約德爾將軍估計，在東線有390萬德軍（和少得可憐的萬軸心國友軍）在同550萬蘇軍作戰，另有萬德軍駐在芬蘭，萬駐在挪威和丹麥，在法國和比利時的佔領軍有137萬。“還有萬被牽制在巴爾幹，萬在義大利……希特勒的軍隊遍佈整個歐洲，但每一條戰線在人員和裝備數量方面都處於劣勢。”這些話也可用來描述日軍，它稀疏地分佈在從緬甸到阿留申群島的廣大遠東地區。

即使在那些看上去“改變了戰爭程序”的戰役中是軸心國而不是同盟國獲勝，人們也很難看到這些勝利除了推遲大戰最終結局的到來以外，還有什麼別的作用。假如尼米茲在1942年中途島海戰中損失1艘以上的航空母艦，他在同一年即可得到3艘新型艦隊航母、3艘輕型艦隊航母和15艘護航航母；1943年可得到5艘艦隊航母、6艘輕型艦隊航母、25艘護航航母；1944年還可得到9艘艦隊航母和35艘護航航母。同樣，在緊張的幾年大西洋之戰中，同盟國在1942年和1943年分別損失了總計為830萬噸和400萬噸的船隻，但這一巨大損失卻分別得到了同盟國新下水的700萬噸和900萬噸新商船的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