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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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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據國民黨元老,亦是上海報界耆宿,終任上海市參議會議長的潘公展先生於五〇年代詳盡告訴我,第一次大戰期間,國民黨領袖戴季陶、蔣介石、陣果夫等均在上海從事股票交易。筆者曾代潘氏撰其片段回憶,亦提及之。見潘公展,載《生活》半月刊(紐約,一九五六)九月一日第一二二期。筆者手邊並有一殘卷《蔣委員長傳》(文化勵進社編,上海作新書店出版,一九三九)頁四八,記載民國十年蔣見孫時「卻設法捐助了百萬巨金總理馬上命部下趕辦軍需給養」云云。此書長四九〇頁,為一親蔣鉅著,出版於蔣氏極盛之時。捐「百萬巨金」這一故事從何而來?相傳蔣公亦嘗於第一次大戰期間在上海任股票經紀,獲利至豐雲。

(67)上引韋慕庭前書根據美國國家檔案局所藏美國駐外使館呈國務院之報告 USDS 893。 00/2707 號,美駐廣州總領事亨茲曼(P。S。Heintzlman)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六日向國務院報告:據廣東督軍陣炳焜告渠,孫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國現款一百五十萬銀元。孫以五十萬給海軍總司令程璧光,使率海軍第一艦隊南下。另三十萬給南下非常國會之議員,餘款由荷蘭銀行與日商臺灣銀行匯廣州備用。同書亦引《國父年譜》(臺北,黨史會編,一九六五年增訂版)下冊頁六二五(韋書誤為六七七頁)。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孫中山與唐紹儀、岑春煊歡宴程璧光於上海哈同花園。六月二十七日孫乃飭人送交程軍費三十萬元,以為護法進行之需。此項贈送,國民黨史料無考。《年譜》編者乃取之於莫汝非著《程璧光殉國記》第三章,以之與《革命逸史》相印證,則該款為德人所贈蓋已無疑。據德檔,岑春煊其時亦收德款一百萬元,而孫、岑等後來所組之「軍政府」仍對德進入戰爭狀態(九月二十六日)。德國可說賠了夫人又折兵了。在廣州非常國會之議員共九十一人,中山以八十四票當選為大元帥。

(68)當時中國海關為外人所控制,所收關稅悉用於對列強之賠款。如尚有餘,謂之「關餘」,則為中國政府當道者爭奪之物件。孫中山既於一九一七年九月成立「軍政府」於廣州,對外自稱為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乃派「外長」向海關爭關餘,然多為英人所拒。見韋著前書頁一八五~一八六。

(69)見注(54)。

(70)孫中山先生無疑地是中國近百年史上最令人敬仰的政治領袖。為國為民,奮鬥終生,死而後已。筆者此篇所論。只是以行為與後果為著眼點,個人動機固不在討論之列也。中山自己說得好: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等到大家都爭著來「管」,而相爭之人又都是些勾心鬥角、私心自用的武人和政客。在這種風雲詭譎的政海波濤裡,「正心誠意」的好好先生是絕對無份的。既是為著救國救民,也只好不擇手段了。所謂「小德出入可也」。孫公逝世後,他的老友梁啟超對他的評話就值得史家深思之。梁曰:「孫君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不公認的事業(實)。我對於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堅強,經力(歷)多少風波,始終未嘗挫折。第二,是臨事機警,長於應變。尤其對群眾心理,最善觀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潔,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亂弄錢,便弄錢也絕不為個人目的。孫君人物的價值,就在這三件。我對孫君最不滿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在現代這種社會里頭,不合(會)用手段的人,便悖於『適者生存』的原則;孫君不得已而出此,我們也有相當的原諒。但我以為孫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敗者,亦未必不在此。我們很可惜的是孫君本來目的沒有實現的機會,他便死去了。」見《孫中山評論集》頁九三。可惜梁氏在孫公死後四年也去世了。他如活到今天,將人比人,恐怕又要與「昨日之我」挑戰了。

(71)中國歷史上的領袖人物死後身被惡名的,除秦始皇、魏武帝(曹操)、隋煬帝等少數人之外,恐怕就是袁世凱了。袁氏於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暴斃之後,筆者不學,還未讀到過一篇甚或一句史家為袁氏辯冤之辭。只有顧維鈞先生於其回憶錄中說,袁氏初非大惡,只是知識不夠,為迷信及家人誤導而背叛民國。治史者作誅心之論,稱所謂「洪憲六君子」為幫兇,其實他們也可能有感於議會政治不能行於中國而發生失當的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