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勤為首的“工程”首席科學家，一面進行成果研究整合，一面著手主持《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1999階段成果報告·簡稿》（以下稱《簡稿》）的起草工作。

1999年8月，“工程”召開專家組會議，就完成的《簡稿》進行審議。在長達7天的討論中，專家們對《簡稿》的部分內容和觀點提出了修改意見。隨後，“工程”首席科學家與起草小組對《簡稿》文字進行了仔細的推敲和修改，進一步形成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1999階段成果報告·簡稿》（徵求意見稿）。此稿就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目標、研究途徑、實施情況，以及各課題、專題的研究成果等作了簡要而較全面的介紹，並附有《夏商周年表》。該年表中，所列的幾個大的年代支點是：夏的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商的始年為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殷之年為公元前1300年，武王克商之年為公元前1046年。在這個大的框架之內，還有商後期與西周各列王的年數。

在成果正式對外公佈之前，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領導小組的指示精神，由中國史學會、中國考古學會、中國科技史學會，會同夏商周斷代工程專案辦公室，1999年9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召開聯合舉辦了“夏商周斷代工程成果學術報告會”，就“工程”制定的《簡稿》廣泛徵求學界的意見。受邀請的200多位專家、學者，滿懷期望與驚喜之情，紛紛從22所大學與30多個科研單位雲###場，聆聽“工程”報告並參加研討。面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與會的200多位專家、學者群情激昂，精神振奮，給予了高度讚揚和充分肯定。他們認為，這些成果體現和代表了當今年代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工程”所採取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的學術探索，在自身取得成功的同時，也對相關學科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工程”成果所體現的眾多專家、學者相互合作的群體意志和團隊精神，對即將到來的新世紀中國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將產生深刻的影響。

就在會議即將結束時，幾位代表又根據自己參加“工程”成果研討的體會作了典型發言。來自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著名考古學家石興邦說道，我沒有具體參加某個課題組，只是斷斷續續地參加了一些課題的研討會議，對工作中的一些情況直接地，或是間接地有一些瞭解。我所知道的，是課題組的同事接到任務以後，以高度的責任心和摯熱的事業心，積極高速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可以說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孜孜不懈、勤懇拼搏。不論在考古工地還是在室內，都認真負責地探索和求索，以求真諦。“工程”200多位專家、學者在幾百、幾千個日日夜夜，終於在大量資料中，歷史性地、全面系統地整理了夏商周三代發展過程的主要資料和積年的範圍，取得了階段性的輝煌成果。這些成果，是所有參與“工程”的同志們辛勤勞動的積累和智慧的結晶，我們表示敬佩和慶賀。

當然，在充分肯定“工程”成果的同時，學者們也對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毫無保留地提出了改進意見。如來自南京大學歷史系的範毓周教授用形象的比喻說道，關於歷史年代問題，就好比是一串斷了線的珍珠撒在了河水裡，隨著河水的沖刷和泥沙的淹沒，珍珠的位置更加散亂。現在要把這些已過去幾千年的珍珠重新撿回來，其難度可想而知，而要想全部撿回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一部分撿了回來，重新串連，也不一定是原來的順序了。因此，對我們的成果要謹慎對待，建議“工程”報告在處理有關學術問題時，參考外國年代學研究的方法，不要追求惟一解，可採用“最優解”、“次優解”、“待解”、“無解”等有分寸感的提法。只有這樣，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於範毓周教授的意見，一直從事國外古文明研究的劉健博士表示贊同，她除向與會學者介紹了國外年代學研究及年表處理的情況外，同時提出，國外古文明年代學的研究，依據材料的多少而對具體年代作不同的判斷是一種常規。如兩河流域的年代學研究中，關於公元前1000年的年代，由於天文記錄、考古發現與傳世文獻的有關記錄相互吻合，因此，絕對年代就得以明確。而對公元前2000年的年代學，由於材料較為缺乏，就只能提出框架。至於公元前3000年的年代，由於城邦林立，很多年表不統一，考古材料又太少，因此，相關的年表只能冠以“大約”字樣。再如，對同一考古材料提出不同見解，也是正常現象。正因為如此，國外古文明年代學的研究者在處理一些具體年代時，往往採用上限、中限、下限，或早期、中期、晚期等體系，而且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