翅膀，可以飛出國門，移民海外。看來，中國這盤棋越來越難“和諧”了，窮人不好惹，有情緒，動不動會鬧群體事件；富人也不好惹，有底氣，惹不好精英們就會揮揮手作別祖國，移民海外。

討論社會問題，特別關於制度，是絕對不合時宜的。但是，我歷來以小知識分子自居，知識者，知是非，識大體，要有自己的態度。那麼，請我饒恕我再一次不合時宜吧。

我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是製造中國式財富神話，而是讓更廣大的人民群眾享受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天下為公，立黨為民，“為廣大人民謀福祉”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這些應該是我們連小學政治課本里都已經講得很透的理論知識。我這一代已經三十而立，是隨著改革開放而成長起來的一代，在回答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的時候，我們總會嫻熟的應用非常純正的*理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到後富，然後實現共同富裕。與此同時，我們也一度沉浸在制度的優越性之中，反覆論證我們的*制度是最廣泛的*，最深入人心的*，最真實的*……同時，大加鞭撻資本主義的腐朽，嘰笑美國式的貧富分化。

然而今天呢？我們也不是極度貧富分化了，甚至超過了美國。無疑，我們偉大的祖國處於臨界狀態了，執政者們請重視一下民生吧。我也一直在思考，也時刻想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設計師*講的話，“如果改革造成了兩級分化，那麼改革就是失敗的。”鄧公高瞻遠矚，認識到兩級分化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因為歷史上的幾次大的農民起義，提出的口號大多就是“均貧富”。

政府關心GDP，關心富人創造社會財富，這沒有錯，要拼經濟麼。但是，屁股不能只放在既得利益者那一邊。一些領導幹部，應該放在架子，多往群眾中走，切實的貫徹“從中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我建議我們的領導去甘肅、去貴州、去安徽等窮鄉僻壤多看看多鍛鍊鍛鍊，然後再想想我們這政府能夠為窮人做些什麼？要積極改變“春風不度玉門關”的局面。現在，連廣東副廳級幹部在叫窮，月薪8000元，都買不起房子。那麼，那些月薪只有800元，或者更低的人，豈不是窮死了，還生不如死了。這樣的話，真不如不要來到這個世界了，直接死了算了，窮人死光了，這樣我們偉大的祖國就可以擺脫發展中國家的身份，這也算是一種貢獻吧！如果真的這樣，我也該死。我在機關裡工作，不是公務員，是事業編制，無職稱無級別，工資不比公務員；我愛人在學校裡教書育人，不是公辦學校，也無職稱無級別，工資不比公辦教師，兩人年收入加起來不足八萬。而杭州的房價是近一萬五一方，九十方的房子少說也得一百二十萬，我們兩人不吃不喝要花多少年，我真的不敢計算。我沒有忘記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農民之後，自然還要負擔起對我有養育之恩的父母，咬咬牙買房吧，就是一身債，那得一輩子都完不清！狠狠心不買房吧，就是居無定所，屬於“白漂族”。　然而，我們小夫妻沒有廣東副廳級幹部那麼會叫，因為我們知道，即使叫了也得不到什麼回聲，窮就窮唄，只要不流落街頭，就是小富即安了。心中有淚，甚至眼睛裡已經佈滿了血絲。我們這些人又該如何吶喊？一吶喊就是不和諧，我們很愛國，很想做良民啊，不想給祖國添亂啊！所以我們依然選擇安心工作，我為人民多做事，老婆為學生多上課。

有個故事，放在最後講一下，大家也可以思考思考：

甲乙兩村相鄰，甲村人口比乙村多，但乙村全村的財富總和比甲多了幾倍。據權威機構調查，甲村的富人總數比乙村多，而且甲村的富人基本上由村長、副村長的子女組成。

這說明什麼問題？

如果是一個行政村，畢竟群眾性自治組織，大家就可以放開膽子去指三道四，也會得出若干結論：最簡單的一個事實，大家都明白，甲村的窮人要比乙村多得多；第二個結論，大家就會批評甲村的*了，以權謀私麼，利用手中的權力佔有全村資源，將利益捆綁到了親屬手中了，特別是子女手中，第三個結論……

話說杭州的休閒

杭州是一個充滿柔性的城市。她的美集中於山水之間，洋溢於休閒生活之中。自古以來，不論王公貴胄還是平頭百姓來到杭州就為之吸引、逗留、神往。南宋小朝廷偏安杭州，縱情於聲色，無心收復失地，連有血氣的文人也不免無可奈何疾呼：“西湖歌舞幾時休”？心繫國家社稷的情懷在西湖邊的唱和就顯得非常蒼白了。民國時，大文豪魯迅曾力勸郁達夫不要定居在杭州，說這裡住久了會讓男人的血管裡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