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我被革職查辦，沒收了所有的非法所得，還被關進了大牢，等待進一步的懲處。我在牢裡，望著那冰冷的牆壁，心中滿是悔恨，想著自己當初要是不那麼貪心，不做那些昧良心的事兒，也不至於落得如此下場，可現在說什麼都晚了。

在這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也有著各自稅收或者財政相關的情況，且與大明江南收稅有著諸多關聯與可比之處。

在英國，當時正處於中世紀晚期，其稅收主要來源於封建領主的貢賦、教會的捐贈以及對農民徵收的地租、什一稅等。不過，英國的稅收體系相對分散，國王想要增加稅收往往需要與貴族們協商，甚至經過議會的同意，不像大明有相對統一的朝廷規定和收稅機構。而且英國的稅收多用於維持王室的生活、軍事防禦等方面，與大明江南收稅既要保障朝廷用度，又要顧及地方建設等多方面需求有所不同，體現出不同政治體制下稅收的來源、用途以及徵收權力的差異，英國國王權力受貴族和議會制約，大明則是朝廷集權主導稅收事務。

在法國，中世紀晚期的稅收情況較為複雜，國王有權徵收一些常規的賦稅，如人頭稅、土地稅等，但地方上的封建領主也有自己的徵稅權力，這就導致百姓常常面臨多重徵稅的情況。同時，法國為了應對戰爭等開支，時常增加稅收，引起了百姓的不滿，與大明江南雖稅賦重卻有朝廷試圖調控減免的情況不同，法國在稅收管理上缺乏有效的統一協調機制，反映出不同國家在稅收制度完善程度和對百姓負擔考慮上的差異，法國更易出現稅收亂象，加重百姓負擔。

在威尼斯共和國，作為商業城邦，其稅收主要依賴於商業貿易，像對進出口貨物徵收關稅、對商人的營業利潤徵稅等。威尼斯的稅收管理較為精細，有專門的稅務官員和機構來負責，根據不同的商品、貿易規模等制定不同的稅率，以保障城邦的財政收入用於城市建設、海軍維護等方面。與大明江南以農業稅、商稅並重且收稅過程中存在官吏舞弊等情況不同，威尼斯的商業稅收體系相對規範透明，體現出不同經濟發展模式下稅收重點和管理方式的差異，威尼斯以商業驅動財政，大明則是農業和商業共同支撐稅收。

在奧斯曼帝國，稅收種類繁多，既有對農民徵收的土地稅、牲畜稅等，也有對城市居民徵收的各種雜稅，還有從商業貿易中獲取的稅收。奧斯曼帝國的稅收由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員到地方去徵收，不過在徵收過程中，也存在官員貪汙腐敗、中飽私囊的現象，這點與大明江南收稅時官吏舞弊有相似之處，但奧斯曼帝國的稅收會根據不同宗教信仰、民族等情況有所區別對待，比如對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徵收不同標準的稅，體現出不同民族宗教構成下稅收政策的差異，大明則相對統一按地域、行業等標準收稅。

在阿拉伯地區，各個城市和部落的稅收情況不盡相同，有的依靠對過往商隊徵收過境稅，有的對當地的農業、手工業產品徵稅。稅收的徵收多由當地的首領或者富商等有勢力的人物掌控，缺乏統一的規範，與大明江南有著朝廷統一管理收稅的情況不同，阿拉伯地區的稅收呈現出分散性和自主性，反映出不同地域政治權力結構下稅收管理的特點，阿拉伯更偏向地方自主收稅，大明則是朝廷統籌安排。

在日本，當時處於室町幕府時代，幕府向各地的大名徵收貢賦，大名再向領地內的農民、商人等徵稅。日本的稅收主要用於維持大名的家族開支、武士的俸祿以及軍事防禦等方面，其稅收制度受封建領主制度影響較大，各領地之間可能存在差異，不像大明江南有較為統一的收稅框架和標準，體現出不同政治格局下稅收體系的差異，日本是領主各自為政，大明則是朝廷主導全國性的收稅事務。

在朝鮮李朝，稅收主要有田賦、貢物等形式，對農民按土地數量徵收田賦，要求各地百姓向朝廷進貢當地的特產等物資。朝鮮李朝注重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在稅收上也強調要符合仁政理念，會根據百姓的實際情況適當減免賦稅，不過其稅收管理相對較為簡單，與大明江南收稅在複雜程度和存在的問題等方面有所不同，體現出不同國家文化背景下稅收政策和管理的差異，朝鮮受儒家影響注重仁政，大明雖有減免舉措但仍面臨諸多收稅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