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莎的對神的理智的愛的激勵，那麼他們就很難會有那種不屈不撓的獻身精神，而只有這種精神才能使人達到他的最高的成就。”

宗教，曾是科學的敵人，它無情迫害過哥白尼和布魯諾。如今，科學卻從宗教的愚昧中看到一種潛藏的價值。從宗教情感到科學理智，再到兩者的融合，這是愛因斯坦思想發展的軌跡，也是理論物理學的發展引申出來的一個新課題。

愛因斯坦為之探索了一生，他的後繼者們，也還得繼續探索下去。

二　米蘭—蘇黎世

★　逃離精神牢籠

1894年6月，愛因斯坦一家除愛因斯坦外，遷居義大利。赫爾曼先生在慕尼黑的工廠已難以維繫。一個名叫加羅尼的義大利人建議把工廠搬到義大利去，愛因斯坦的叔叔雅各布對此完全贊成，並以他的熱情帶動了赫爾曼。留在慕尼黑的愛因斯坦借住在一位老太太家裡。父親要兒子讀完高中，取得畢業文憑。有了文憑，才能進大學，獲得電機工程師的資格。這是父親為兒子謀劃的人生道路。

獨自一人在慕尼黑，本來就生性孤癖的愛因斯坦更是意氣消沉，心神不定。他十分思念家庭，又厭惡學校的教育。慕尼黑給了他清新寧靜的自然風情，給了他美妙動聽的音樂，也給了他深摯的宗教情感，可路易波爾德中學的6年生活，卻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回憶。有強烈獨立個性的愛因斯坦對一切驕橫權威的牴觸情緒，同當時德國推行的教育制度，實在是水火不容。1936年10月15日，愛因斯坦在紐約州奧而巴尼紐約州立大學舉行的“美國高等教育300週年紀念會”上，發表了題為《論教育》的長篇講話，其中有一段話顯然是針對路易波爾德中學經歷而講的，他說：“我以為，最壞的事是，主要靠恐嚇、暴力和人為的權威這些辦法來進行工作。這種做法摧殘學生的健康的感情、誠實和自信；它製造出來的是順從的人。這樣的學校在德國和俄國成為慣例，那是沒有什麼可奇怪的。”

路易波爾德中學完全像一座“兵營”，這座“兵營”教給愛因斯坦什麼呢？教他為今天的好分數和明天的功名利祿，拼命地往腦子裡塞呀，裝呀，填呀。不管有用沒用，也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德國軍國主義專橫、強制、醜惡的特點在愛因斯坦中學時代，已從教育思想上體現出來。

愛因斯坦無法忍受了，他在學校與在校外完全成為兩個人。

在校外，愛因斯坦雖不愛說話，可心靈是恬靜自由的。他的同學在學校還在平面幾何的淺水裡撲騰，他卻利用課餘時間暢遊在微積分大海里。他整日與音樂為伴，以宗教般的狂熱做著理想和希望的夢。按照自己的思維，與學校教育格格不入的愛因斯坦，只能孤獨地走著自己的路。

在校內，未來的物理學大師的成績，除數學外，他幾乎就沒有什麼好分數。老師們嫌他“生性孤癖、智力遲鈍”，責備他“不守紀律、心不在焉、想入非非”；同學們大都視他為陌路人，從不來往。有一次，赫爾曼·愛因斯坦先生問學校的訓導主任，自己的兒子將來應該從事什麼職業，這位主任直截了當地回答：“做什麼都沒關係。你的兒子將是一事無成的。”

是的，有著如此強烈個性的愛因斯坦，確實無法成為學校所期望能為帝國服務的一個優秀工具。當時的德國，軍國主義思潮像洪水一樣，四處氾濫。帝國的軍人在大街上昂首挺胸，耀武揚威，軍人整齊劃一、以帝國為生命的信條几乎成為民族的楷模。把學生當機器，當軍人，他們只能單調地去重複教科書上的教條，只能以服從為天職。學習的興趣，求知的快樂，統統被拋棄了。有一次，愛因斯坦與父母親一起看閱兵，士兵們排著整齊的隊伍，兩眼盯住一點，膝蓋繃得筆直，雙臂擺動成直角。鼓聲咚咚，軍號嘹亮，士兵們的皮靴與刀尖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圍觀的人群在歡呼，與愛因斯坦同齡的孩子們跟在隊伍後面，學著士兵的模樣，巴不得馬上長大，穿上馬靴，跨上駿馬，像學校教的口號那樣：“為德意志，為皇帝，前進！前進！”

愛因斯坦卻驚呆了。這一個個龐大的方隊竟如同一臺機器，動作單調而整齊，所有的人都繃著臉，一個表情。沒有思想，沒有個人意志，人，這些活生生的人，竟可變成戰爭的工具。驚悸、恐懼，使愛因斯坦更加感到軍國主義教育方式的可怕。

愛因斯坦成年後對此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有時，人們把學校簡單地看作是一種工具，靠它來把大量的知識傳授給成長中的一代。但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知識是死的；而學校卻要為活人服務。它應當發展青年人中那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