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和青年都聲稱這條路是不會有結果的，並且是行不通的。”

正是這種感覺使愛因斯坦追憶起已故的友人們。其中也包括居里夫人，在她逝世以後，愛因斯坦曾寫道，她的道德面貌也許比發現鐳對科學的影響更大。愛因斯坦說：“領袖人物正直的道德品質對於當代和歷史程序來說，也許比單純的智力成就具有更大的意義。即使後者，它們取決於偉大的品格，也遠遠超出了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

對已故的友人和對他們的精神上的悲劇的回憶，喚起的不只是安詳平靜的憂傷。這些精神上的悲劇是高度的道德純潔性、對真理毫不動搖的忠實、對人們的同情的證明，這些品質令人對科學和人類社會的未來充滿信心。居里夫人屬於那樣一種人，他們在自己周圍似乎形成了一個力場，它把周圍的人們都引到共同的思想興趣上。

“我有一種巨大的幸福，就是同居裡夫人有20年崇高而毫無波折的友誼。我對她的人格的偉大愈來愈感到欽佩。她的堅強，她的意向的純潔，她的律己之嚴，她的客觀，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斷，所有這一切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是少有的。她任何時候都意識到自己是社會的公僕；她極端謙虛，從不自滿。人類社會的嚴酷和不公平使她的心情總是抑鬱的。這就使她具有那樣嚴肅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發生誤解。她的這種嚴肅的外貌是無法用人為的努力來緩減的。”

現在，過了若干年，科學殉職者的名單上又增添了一個名字——同樣崇高的思想力量的象徵：1947年初，愛因斯坦獲悉朗之萬逝世。

愛因斯坦寫信給索洛文說：“他是我最親近的朋友之一，他高尚聖潔而且才華出眾。”

也是在這幾年中，愛因斯坦不得不目睹自己的妹妹瑪婭慢慢地衰逝。

瑪婭長得極像愛因斯坦。她於1939年從佛羅倫薩來到了普林斯頓。瑪婭同她的丈夫曾住在佛羅倫薩，為躲避法西斯迫害，瑪婭的丈夫到了瑞士，而她決定去看哥哥。

在普林斯頓，人們驚奇的是，兄妹二人不僅容貌相像，而且說話的語氣、面部的表情，甚至說話的方式——“孩子般的、但同時是懷疑的態度”——都驚人的相像。

1947年，愛因斯坦寫信給索洛文說：“我妹妹主觀上自我感覺良好，但是已經處於下坡路上，這是一條把她帶到不可復歸的地方去的路。”

在隨後的一些信件中，愛因斯坦敘述了瑪婭惡化了的健康狀況。他在她的病塌前度過了許多時光，他讀書給她聽，其中有一些是古希臘羅馬作家的作品。1951年夏，愛因斯坦的妹妹去世了。

現在，愛因斯坦最親近的人只剩下瑪爾戈和杜卡斯在身邊。

他們住在離高等研究院不遠的一幢二層樓的住宅裡。早晨，愛因斯坦沿著這條街去研究院，再拐進一條枝葉更加茂密的林蔭小道，穿過小樹林和草地直達研究院的大樓。普林斯頓研究院被一個大公園環繞，草坪間雜著榛樹叢和長滿梧桐樹、槭樹、椴樹的小樹林。這裡還有許多果樹，特別是蘋果樹。秋天，林蔭小道上滿是樹上掉下來的果子。小道漸漸變成街道，兩旁是普林斯頓教授的居住的住宅，要不是照片使梅塞街上第112號住宅為全世界許多人熟悉的話，它在這種住宅中並不顯眼。

甬道的兩邊是修剪整齊的灌木綠籬，它直接通向住宅的大門，進門朝左，靠近用玉米杆裝飾的牆壁是上二樓的木梯。

在愛因斯坦的工作室，四面牆壁幾乎全被書架佔滿了。同房門對著有一個臨花園的大窗戶。窗戶左面的牆上掛著甘地的肖像。右面牆上有一扇通向陽臺的門和一扇通向愛因斯坦臥室的門。在這面牆上掛著約瑟夫·沙爾的美麗油畫、法拉第和麥克斯韋的肖像。

窗前是一張長方形的大桌子，旁邊是放煙斗的小茶几，上面還放著一根澳大利亞飛去來器，靠近門口放著圓桌和沙發。

愛因斯坦坐在沙發上，把紙放在膝蓋上寫東西，並把寫完的紙張扔得滿地都是。

在戰時和隨後年代裡，愛因斯坦關於社會政治內容的講話是非常獨特的：其中表達了並非某種明確的綱領，卻是一種為人們、為使人們免遭苦難而做些什麼的不可遏止的要求。羅素於1943年遷居普林斯頓，關於愛因斯坦，他寫道：“我認為，愛因斯坦的立場是同他的道德品質緊密相聯的。對愛因斯坦來說，考慮自己個人的價值，正如輕視旁人一樣，始終是和他無緣的。”羅素把愛因斯坦所特有的毫無虛榮心、毫不冷漠、毫無惡意、毫無優越感，同他為每一個人的獨立價值、為反對